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习近平在浙江）学习工作的通知
各省属高校:
近日，省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习近平在浙江》学习工作的通知，要求把《习近平在浙江》作为当前各級各部门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根据通知，请各省属高校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精心组织发动，迅速兴起学习宣传《习近平在浙江》的热潮
请各高校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具体做到“三个一”，并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圖。
1.党委理论中心组要组织一次专题学习。发挥好“关键少数”作用，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实一些，当好学习践行表率；
2.要组织开展一次“重温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活动。通过实地考察、专题研讨、辅导报告、座谈交流、讲党课等形式，做到全员参与学习、全员接受教育；
3.基层党组织要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各种载体加强学习，开展学习交流。
二、坚持学思践悟，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党员千部要带着情感学、全面系统学，以真挚的情感、坚定的行动忠实践行“两个维护"。
1.要把学习《习近平在浙江》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将《习近平在浙江》作为重要教材，纳入党史学习教育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推进。
2.要把学习《习近平在浙江》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书写新篇章。
3.要把学习《习近平在浙江》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教育工作和本单位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关心关怀和对浙江人民的深厚感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不断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汲取精神动力，久久为功、接力奋进。
三、紧密联系实际，在融会贯通中更好地对标对表新使命新任务
浙江作为“红色根脉"，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标对表、校准偏差，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
1.要主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期盼和嘱托。各项工作要对照“重要窗口”标准来谋划推进，加快打造更具浙江辨识度的“浙江窗口”标志性成果，确保打造“重要窗口”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展示之窗和省域范例。
2.要主动对标党中央重大决策。在吃透中央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准浙江先行的着力点突破口，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3.要主动对标省委工作部暑。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忧患意识，坚持改革突破争先、服务提质争先、风险防控争先，始终保持奋进者姿态，启发创造性张力。
四、激发工作动力，推动当前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要按照“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群众所盼”要求，真抓实千、奋发有力，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省生动实践的崭新篇章。
1.要激发落实动力，推动重视践行“八八战略”取得新成就。续写好“八八战略”大文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落实落细“十三项战略抓手”，突出“三个争先”。
2.要激发改革动力，推动数字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要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开辟数字浙江新境界，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表格、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各项工作在“制度”“治理”“智慧”三个维度上持续提升。
3.要激发为民动力，推动为民服务取得新成效。把为民服务落实到本职岗位上和具体工作中，积极投身实施“三服务”2.0版。
当前《学习时报》正在连续报道《习近平在浙江》采访实录，目前已报道第五期（共十期）,实录系统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总书记对浙江改革发展的探索实践，请各省属高校参考学习人民网专题报道及渐江新闻客户端相关资料抓紧开展学习，《习近平在浙江》学习工作布置和开展情况及时报送宣教处，联系人:何俊杰，0571-88008952，邮箱: xiciziedu.goy,cn.
浙江省教育厅宣教处
2021年3月8日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
2021年03月02日09:38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
从今日起，本报开始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浙江》。这是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历程系列采访实录的第七部。2016年11月以来，本报已陆续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六部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浙江》反映的主要是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委书记的领导工作历程。这段历程，在习近平同志的地方领导实践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作为省委书记全面领导了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作，更在于他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浙江实际，提出并落实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浙江转型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准备。
习近平同志在领导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实践中，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宏观决策水平、突出的政治驾驭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也充分展现了深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这组采访实录，通过对当年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直部门和地市领导干部、企业家和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和记者等的访谈，为我们做了生动翔实的现场呈现。
采访对象：吕祖善，1946年11月生，浙江诸暨人。1995年7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98年12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2年12月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3年1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2011年8月起到全国人大任职。2018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吕省长，您好！您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配合4年多，对他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理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请您谈谈感受。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的。从那时起，我们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了将近5年时间。我是省委班子的一员，主要分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习近平同志在政治、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时光荏苒，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10年了，我也已经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了。这些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有一种浓浓的亲切感，因为他现在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与他当年在浙江带领我们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很多思想和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他在浙江的实践密不可分。他当年在浙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成效巨大，而且经过提炼和发展，在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升华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一开始就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到2003年春节前把11个市跑了一遍。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就是“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第一，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第三，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四，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五，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第六，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第八，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习近平同志“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八八战略”第一个“八”所指的“八个优势”，并非单纯指已经体现出来的优势，而是结合实际作出的总体把握，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具体而言，是将已经显现出来的体制机制、产业特色、协调发展、生态、文化等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将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对于一些劣势，要通过努力转化为优势，或者避开劣势。第二个“八”是指八个方面的举措，是针对进一步发挥、培育和转化优势提出的。通过实施这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八八战略”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同志在10多年前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与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吻合的。在“八八战略”里面，习近平同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体现出来。
在当年，“八八战略”是为了浙江实现全面小康而提出的。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小康”目标，提出了“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人才强省”等一系列的发展要求，从中也反映了小康建设的全面性。在发展理念上，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和协调。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主持浙江省工作期间，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哪些先进的理念，以及有哪些与之配套的举措。
吕祖善：21世纪初，我国沿海几个省份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特别是广东、江苏、山东跑在前面，我们在有关媒体上也经常听到“浙江要加快增长速度赶上去”的言论。当时我们浙江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四位，对于要不要跟前三位去拼增长速度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谈过几次，他的看法有他独到之处。他说，我们不要跟人家拼增长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下大功夫，一直以来，浙江的协调性和均衡性发展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特色，要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在这些方面，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定力的。他的思想，与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也是一致的。
当时的浙江，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继续走低成本、低价格、高排放的粗放增长的发展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的时候，供电不足的情况比较普遍，“电荒”时不时就会发生，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为了省电，西湖边的路灯和景观灯隔一个开一个，照明不足，到处都黑黢黢的。农村用电也限得很厉害，有的农村每个星期只有4天供电，还有的地方只能供3天电，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加之老百姓环境意识的增强，浙江也因为工业污染引发了几起大的群体性事件。
习近平同志把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为“成长中的烦恼”。他通过调查研究，很明确地提出：浙江要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基地，要走先进工业化道路，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了，这些粗放、低端、污染的落后产能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淘汰，来下决心去除。他当时提出了“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理论，指导浙江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有三个。
第一，习近平同志指示省政府制定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省委省政府在2003年6月召开全省工业大会部署这个建设规划，参会的有一万多人。除了主会场，同时还设了视频直播会场。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专门阐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要求和总目标，我具体向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过程当中，政府该做什么，企业该做什么。
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两手抓”，即：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两者并重。这个提法，与现在提出的“动能转换”是异曲同工的。
他还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坚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等几个关键点。这些具体要求，一直到现在都在浙江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多年来，尽管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和影响，我国的经济在发展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浙江的发展总的来说都是比较稳健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很早就开始起步了，动能转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习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稳步开展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建设，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产生了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大批科技公司。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浙江不少地方根据自身特点，重点发展服务业。浙江这几年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好，第三产业的份额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了。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地的电子商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动能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抓得早、抓得实，为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曾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过，尽管面临全球经济的困境，但中国的沿海城市相对来讲一直比较平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里的产业结构转型起步比较早。这其中，我了解最深刻的，自然是习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在他的领导下，浙江的动能转换、结构调整、区位优势发挥，都按“八八战略”有序铺开。
第二，根据习近平同志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省政府专门议定了“三大产业带”发展规划，即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发展规划。对这个规划，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他自己参与调研，了解规划所涉及地域的具体情况，在之后整个实施过程中，又多次强调要密切跟踪关注，强调规划实施的效果如何，要看是否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否强化了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第三，为推进“八八战略”和“三大产业带”规划的实施，我们部署了一批大工程、大项目，称为“五大百亿”工程。这“五大百亿”工程，具体包括“百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工程、“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建设”工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在2003—2007年间总投资达3000多亿，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实施是当时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有效地推动了“八八战略”落地。
习近平同志说：“‘五大百亿’工程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也是造福百姓的工程。”他强调，实施中一定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把这些工程建成惠泽百姓、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2003年底，省政府把这“五大百亿”工程细化成具体的项目和任务，并进行了部署。
“五大百亿”工程在当时切实解决了不少浙江发展长期遇到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问题。现在浙江的很多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和水运、空港，电力和能源设施，水利设施，移动通信网络，杭州、宁波、温州高教园区等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就是在那个时候启动的。
省政府又针对软实力建设提出“八大科技创新工程”，包括：先进制造业创新工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工程、生态省和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工程、科技兴海创新工程、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科技创新工程、服务业科技创新工程、基础研究创新工程、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等。对这些具体工作，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听汇报、提要求。在硬环境和软实力两方面，习近平同志不仅对浙江的现实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长远规划有着系统要求。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具体指示，在各项工作中更好地兼顾浙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
所以，我们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谋划和实施的。“五大百亿”工程和“八大科技创新工程”紧紧扣住“八八战略”的主题，对产业结构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组：缩小贫富差距是发展协调性的重要方面。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对浙江的扶贫工作都做了哪些指示和部署。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2002年底，浙江“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100多个贫困乡镇全部实现脱贫目标，但那个时候是初步脱贫，也可以说是低水平的脱贫。尽管已经达到了国家的脱贫标准，但这些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全省农民平均水平的40%，不少地方还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水平。针对这个情况，习近平同志在丽水等地调研后，提出“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目标是将原已基本脱贫的100多个乡镇，再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乡镇，全部列入浙江省欠发达的乡镇，到2007年，80%以上欠发达乡镇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要超过当年全国的平均水平，年均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口要少于所在乡镇人口的3%。
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下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根据他的要求部署，浙江省新一轮的脱贫致富攻坚战拉开了序幕，为之后十几年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方面，主要抓了这么几项工作。
首先，推动欠发达地区奔小康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山海协作”。这个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已经提出来的。他来浙江工作以后，继续推动“山海协作”。一些欠发达地区比如山区、海岛，都与发达地区和一些单位结成对子，限期达到奔小康帮扶目标。比如我们省直机关都有帮扶对象，有具体的乡镇，也有帮扶的目标计划。
还有就是搬迁下山异地脱贫。浙江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库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帮扶措施，把很多偏远的自然村进行合并撤并，帮助山上和库区的老百姓转移出来，安置在交通、经济等各方面比较发达的乡镇和县城里，而浙江的县域经济相对又是比较发达的，具备大量吸纳农民工务工和安置的条件。省政府还安排专项资金扶持接纳异地安置农民的乡镇建设“下山脱贫小区”，省财政对下山农户建房给予专项补贴，加上当地政府优惠政策和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这样下山农民的房子就能够建起来了。如果家中有个年轻人能够就业务工，家里的经济情况就会有较大改善。
在实施过程中，省委省政府提出搬迁下山异地脱贫要做到“搬得出、安得下、富起来”的要求，每年坚持异地安置5万到6万人，这样稳步而持久地推进下山异地脱贫，成效非常明显。
采访组：对于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战略构想和实践？
吕祖善：关于区域协调，习近平同志有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习近平同志来之前，省里面已经有了沪、苏、浙加强协作的构想和初步实践，但仅限于我们常务副省（市）长这个层面的交流。我们每年有一次聚会，协调发展的一些事，这个活动已经搞了几年。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祖善，每年常务副省（市）长的聚会还不够，应该提高级别到书记、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峰会’”。我根据他的指示做了通报以后，当时上海和江苏的主要领导都表示赞同，认为这个“峰会”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第一次长三角峰会2005年下半年在杭州召开。
习近平同志曾经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接轨上海就是接轨发展，就是接轨国际化和现代化。我们要乘上海之船发展，然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但当时有些同志对长三角一体化还是有些担心，他们担心企业外撤，到长三角的其他省份和城市去发展，会不会造成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解释得很精辟。他说，企业是否走出去，是从经济规律、企业发展以及市场和资源等各个方面来衡量的。这是全局的意识，也是浙江的责任。
在长三角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并提出了一些重点方面的具体设想。比如，交通基础设施联网——公路、铁路、海运、江河运输；环境共治——长江、太湖水、空气等治理；金融一体化——比如银行业；公共服务一体化——比如医保。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重点讲了长三角各地区之间推动产业互补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是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首先提出构思并实际推动的战略规划，得到了上海、江苏的赞同和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从这里起步，之后又成为国家战略。后来，国务院制定了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确定长三角为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世界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着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
采访组：生态保护也是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生态省建设上，浙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期的生态省建设。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工作，就开始到各地进行调研，用7个多月时间跑了69个县。有一次，他在和我谈工作的时候就说：“祖善，浙江真是个好地方。在我们手里，要把她保护好，还要发展好。如果能够做到为今后的发展打下扎实基础，那就更好了。”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生态省建设的实践经验。2003年7月，他结合浙江的实际，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省委省政府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发展目标。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句话，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这就把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上。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对整个浙江省的生态建设提出三个阶段的规划：启动阶段、推进阶段、提高阶段。启动阶段有两年的时间，因为生态省建设首先从环境治理起步，所以启动阶段就要把浙江污染的严重性、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污染源调研清楚，搞清楚污染源在哪里、是什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从2006年到2010年是生态建设的推进阶段；从2011年到2030年则是提高阶段。我们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这个计划不是两年三年的计划，而是一个长效机制，浙江要坚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要一以贯之地抓。
浙江河网密布，水自然成了环境整治的重点。省里提出了整治的重点行业：化工、医药、皮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涉及这些重点行业的企业有573家，每一家都完全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进行调查，摸清楚基本情况。当时我们提出，监督与建设并举，既要利用现有的条件进行严格的监督，也要建设一批监督环境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重点水域交界面的自动检测监控设施，在严格检测下，甲流域流给乙流域的如果是三类水质，乙流域再流给丙流域的就不能是四类，当时这在全国都是很先进的。我们对污水处理厂也都要进行在线监测，可以随时知道处理之后的水是不是达标。我们对县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地区也进行了废气的重点监测。
根据以上这些措施，我们提出了“两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两个基本”是：通过启动推进阶段，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两个率先”是：率先在县以上城市建成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的重点监测网络，要求在2007年完成。
“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是2003年7月提出的，从2004年开始实施。到了2007年，“两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我们如期达到了。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生态省建设的启动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任务。从2006年开始，启动了推进阶段。前面提到的“五大百亿”工程，其中就有一项“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5年投资400多亿，包括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要求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他在2004年1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在当年2月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他再一次坚定地表示，浙江要“为全国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当年，他主持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任务作了系统阐述。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而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他当时提出，要努力使浙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他要做的，就是以村庄整治和整理为切入点，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把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把城市的文明向农村辐射，大力推进农村的新社区建设。
城乡一体化的重头戏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也就是农村的路、水、电的建设和垃圾、污水的处理。从2003年6月开始，我们用5年时间，把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作为突破口，对10303个村进行了整治，建成了1181个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我们把示范村的经验扩大到全省。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亲自抓工程的部署落实和示范引领，他每年召开一次全省现场会作现场指导。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后，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直到现在浙江还在抓。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农业是他首先提出的概念，原来我们讲的是高效农业，因为浙江的土地只种粮食，农民是富不起来的，所以高效被视为重点。习近平同志来浙江以后，提出的高效生态农业，高效和生态都成为了重点。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个村庄搞得好不好，根子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个村庄有了好的基层组织，这个村庄肯定是像模像样的。
现在你们可以到浙江的农村看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干净整洁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精神面貌是非常好的，整个农村有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采访组：浙江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确实非常好，这方面具体有哪些体现呢？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说过，浙江的经济总量不是最高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最快的，但是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是全国最好的。浙江区域之间的差别、城乡发展的差异度是相对最小的。
他说，协调性和均衡性是浙江的优势和特色。事实上，在他主政期间，浙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时起到现在，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金融危机和经济环境的各种变化，浙江的总体发展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速度不是最快的，但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不断提高的，动能转换也在不断推进。
为什么浙江的群体性事件相对其他省份少得多，上访群众也相对少一些？根本的是因为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时期，浙江的整个经济社会被纳入了一个非常科学的综合配套体系当中。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视察，找我去坐了一会儿，我谈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我说：“‘经济新常态’提得非常正确，现在我们靠什么稳增长？从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投资能拉动需求，但根本的还得靠科技创新、企业的转型升级，不能光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需求，这不能作为常态化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实际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协调性和均衡性，这是他在浙江的一贯主张，与今天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也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期间，他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特点是什么？
吕祖善：我对习近平同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为民情怀。他时时刻刻关心和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我记得，他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浙江尽管总体比较富裕，但还是有贫困的地区，有贫困的群众，我们要多为他们做一些实事。
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强化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他很赞同，对我说：“祖善，为民要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应该形成一个长效机制，而不仅仅是做一两件事。”根据他的交代，我们对于怎么建立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进行了调研。2004年10月，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重点工作领域为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定等10个方面。这十大领域集中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最直接的呼声，代表了群众最现实的利益。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贫困农村的贫困家庭拿不出孩子念书的钱，习近平同志明确指示：“要让农村的孩子念上书，念好书。不能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贫失学，也不能让一个贫困大学生失学。”我们于2005年启动了“农村教育四项工程”。第一项工程，是把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所有的书本费、学杂费、代管费等费用全部免掉，浙江是全国最早实行这项规定的。第二项工程，是农村中小学的“爱心营养餐工程”。以前，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住校，吃不起食堂，就自己带一个星期的咸菜，蒸了米饭，配咸菜果腹。我们对这些学生，实行全免费午餐。第三项工程，是学校宿舍的改造工程，以前很多学校宿舍很紧张，学生们睡的高低铺挨在一起，上面睡一个，下面睡两个，拥挤不堪。政府对学生宿舍问题进行了重点解决，使农村小孩也能享受优质的资源。第四项工程，是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3年内完成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
在调研中，我们对农村的医疗情况也进行了统计，农民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非典”以后，农村加强公共卫生成为当务之急，医疗制度改革也使得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得到很大提升。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做到三件事：一是农民看得起病；二是农民有地方看病；三是农民加强预防少生病。我们把这三句话作为“农民健康工程”的基本目标。从2004年开始，做到了农民享有基本卫生服务，农村重点人群享有重点医疗服务，并使浙江的农民每两年都可以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当时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省委省政府决策建立全省的“大社保体系”，目标是为广大群众系上一个保障基本生活的安全带，以此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基本内容。大社保体系，要求做到城乡所有人群全覆盖，并做到了“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要求。自此，浙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提出大社保体系规划的省份。浙江率先出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镇职工、农村企业职工、农民工，率先将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养老保险的范畴。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浙江还率先建设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最早是城市居民有保障，农民是没有的。同时还率先实施了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政府拿钱，在农村建设养老院，供养那些贫困的、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通过这些措施，浙江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上种种举措，就是习近平同志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总起来说，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的这几年，是浙江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同时，他也为浙江的长远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也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岁月。他的执政理念和思想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即使是他离开浙江以后，我做任何工作，遇到任何问题，马上就会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这方面的问题当年是怎么交代的，于是我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一直在讲，我很幸运，我在省里工作很长时间，先后碰到几位好班长，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的言传身教，他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方法、战略的眼光，带给我很大教益。
这几年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因为当年他交代的很多事情，里面所蕴含的理念，与今天他治国理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同志，就经常回忆起他当年在浙江带领我们奋斗的那段岁月。在他的带领下，我做了一点具体工作，做成了一些事情，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
“习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2021年03月02日09:51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李金明，1941年8月生，河南南阳人。1998年12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2000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2003年1月任省政协主席。2007年2月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7日，2020年7月7日核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新侨饭店
采访组：李金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和他一起共事将近5年时间，可以说见证了他主政浙江方方面面工作的整个过程。
李金明：确实如此。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我当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有幸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2003年1月，我到省政协工作，省委、省纪委的工作还继续做了一段时间，因此跟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他带领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让我难以忘怀。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深邃的战略思想、丰富的政治智慧、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向习书记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
采访组：首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任省委书记期间开展党建工作的具体情况。
李金明：习书记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工作，作出了《关于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2004年10月，在他的领导下，省委全会又提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2005年1月，他系统部署了全省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短短几个月就构建了党建工作的整体框架和具体部署，这一系列谋划彰显了党建工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力推动了全省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习书记把党中央的精神同浙江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党的建设要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展开，努力做到“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个本领”的创新理念。这是对党建工作全面系统的深化，也是做好党建工作的最好平台和载体。自此，党建工作中抓基础、强本领的“八八部署”，同全局工作的“八八战略”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习书记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要求各级党委形成学习制度，做到学以致用。省委一班人坚持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化，习书记要求要在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做到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他在2003年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八八战略”。后来，他又先后做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生态省建设”等一系列带有纲领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是如何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有哪些特点？
李金明：习书记刚调来浙江工作时，我是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有一次，我到中央纪委汇报工作时，中央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谈起习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情况时说：“福建有些事情很复杂，但习近平同志很清醒。”他还不停地称赞习书记“过硬”“不简单”。
在主持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坚定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有力指导了浙江的反腐败斗争。我在担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期间，有较多机会向习书记请示和汇报工作。有一次，我在汇报工作中讲到一些案件，向他反映一个情况：有的同志认为，习书记刚刚到省委工作，有的案件是不是缓一点办？他听到这个话后就严肃地说：“不能因为我初来乍到，该办的就不办了，该抓的就不抓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总之，工作不能停顿。我们就是要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
在后来的反腐败工作讲话中，习书记多次重申“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的观点和要求，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重要指示，有力地指导了省里的纪检监察工作，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深得民心。在他的坚强领导下，浙江省委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与他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反腐败思想。
党中央史无前例的“打虎、拍蝇、猎狐”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我们党跨过了一个大坎，渡过了一个大险滩，可以说是在和平时期挽救了党。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领导反腐工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习书记对纪委工作十分关心。举两个例子来说吧。其一，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案件，习书记亲自召开会议研究，及时做出指示：“人虽然跑了，案件还要坚决查。”省大案要案协调小组根据习书记的要求，及时组织了有关方面的力量，对杨秀珠进行了立案调查，为后来公安部对杨秀珠发出红色通缉令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二，中央纪委在查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某的案件时，调查组的工作曾一度受到某些干扰。习书记态度坚定地指示：“要坚决按中央纪委的要求办。”及时排除了干扰，有力地支持了纪检监察工作，保证了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严惩了腐败分子。
二是从制度入手，坚持标本兼治。习书记对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极为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具体研究。他指出，要构建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浙江特色、有较强操作性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法纪约束、测评预警、廉政激励等机制。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把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多项制度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使浙江反腐倡廉的实践成果及时转化为制度资源，从制度上促进和推动了浙江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2003年7月，浙江省委在全国最早出台了反腐倡廉惩防体系文件，走在了全国前列，受到中央纪委的充分肯定。
三是从教育入手，算好“三笔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道德底线。习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多次谆谆告诫干部：“要慎初、慎独，始终保持清醒。”他说，“高压线”碰不得，“警戒线”闯不得。在运用权力和交往活动中，要仔细算好“三笔账”：一是利益账，坚持正确的利益原则。二是算好法纪账，坚持法纪原则。三是算好良心账，坚持良知原则。这三笔账，划出了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他还要求各级党委、纪委对党员干部“多提醒、多敲警钟、多打招呼”，要做好“咬耳朵、扯袖子”的工作，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最大限度降低了腐败发生率。
采访组：您2003年1月到省政协工作，对习近平同志关心和领导政协工作的情况十分清楚。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李金明：习书记高度关心政协工作。2004年1月14日，他在听取省政协党组汇报时指出：“最近，我同民主党派座谈中，深切感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还强调，处理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宪法和政协章程为依据，努力把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习书记在领导政协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保证政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书记主持浙江工作期间，鲜明提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几个口子”的重要理念，并在全局工作中进一步规范了党委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关系。习书记曾在多次会议上，就党在政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协工作的作用、指导思想、基本要求、遵循的原则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2004年12月28日，他在省政协常委会上指出：“按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完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几个口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政协党组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要坚持在这样的领导体制下开展工作，主动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切实履行省委赋予的职责。”省政协党组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每年都要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一次或几次工作，自觉接受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和支持，认真领会和贯彻省委的决策意图，切实履行省委赋予的职责。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作为政协中的一个重要界别，也都在认真履行职责中起到应有作用。每年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委员中的中共党员都要专门开会，并成立临时党支部，体现党在政协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二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遵循的原则。根据“八八战略”的具体要求，习书记每年都针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亲自给省政协出题目、交任务，调研课题内容很多，涉及面也很广。比如，2004年1月14日，省委常委会听取省政协党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在认真思考基础上，给省政协提出两个调研题目，即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之所以出这样两个题目，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浙江如何加快推进，这是个难题，需要认真研究；第二个是浙江统筹城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如何进一步深化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也需要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浙江发展中迫切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也是习书记十分关注并且准备重点抓的课题。习书记不仅提出问题，还亲自带领省政协相关课题组的同志进行调研，专门听取课题组汇报，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吸取省政协课题组提出的政策建议。
在习书记支持鼓励下，省政协履职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我们不仅认真完成省委交办的重大调研任务，还坚持同步跟踪调研与超前研究相结合，在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开展论证性、对策性调研，进一步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还注重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趋势性、前沿性问题和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超前研究，提出针对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比如，2003年，省委交给省政协两个重点调研课题：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加快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省政协常委会坚持从政协特点和优势出发，以提高党委、政府决策采纳率为目的，深入开展调研，较好完成了这两项调研任务。调研成果得到习书记的批示和肯定，一些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同时，省政协还结合当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先天不足”和“成长烦恼”，主动开展包括“山上浙江”“海上浙江”“生态浙江”“人文浙江”等“系列浙江”调研，为省委省政府制定相关战略建言献策。
我们每年还根据习书记提出的题目，组织政协委员特别是政协常委搞专项集体民主监督。这样一来，打消了个人顾虑，而且声势大、力度大、效果好。2004年9月，习书记在全省政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坚持服务、配合、支持的原则，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政机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他要求从制度上加强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在习书记直接主持下，2004年，省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协履行职能“三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对政协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做出了规定。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加强民主监督交办事项责任追究制，对该办不办的，政协可要求承办单位说明情况；对该办未办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要追究有关承办单位的责任；对抵制或阻挠民主监督甚至打击报复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这样，通过制定“三化”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了民主监督这个薄弱环节，形成了政协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有关方面乐于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局面。此后，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省政协每年都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效果。
三是扩大团结面，增强凝聚力，把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党的中心工作上来。习书记要求政协要做到凝心聚力，还要察民情、知民意、解民忧，指示政协要充分利用在反映社情民意方面的重要信息渠道作用，使党委政府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为此，省政协还专门设立了民情热线、听证会，群众代表旁听省政协常委会议，在浙江经视频道开设《政协视线》栏目。习书记对省政协听证会的作用做出重要批示：“听证会在扩大民主方面无疑是个方向，广开言路，兼听则明，让老百姓登堂入室，可以了解实情，听到真实的声音。而且，我们政府有的政策，就是通过听证得到了调整，更加符合实际。特别是关乎民生的问题，召开听证会，主动听一听群众的反映，可对制定政策提供一些参考依据。有些问题，老百姓本来就是要反映的，但没有反映的渠道，视情让他们在一定场合反映，有组织地反映，这就是有序地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省政协坚持“围绕核心、服务中心、反映民心、合力同心”发挥作用，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广大群众解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四是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具体指导。习书记对政协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在领导政协工作中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政协工作。同时，对政协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他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及时予以帮助解决，推动了政协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我担任省政协主席的4年多时间里，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密切结合浙江实际，先后下发了4个有关政协工作的文件。在每个文件制定之前，习书记都要求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和实际进行调研，摸清基本情况，总结好的做法，找出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省委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出台文件。
习书记对一年一度的省政协全体会议高度重视，每次对省政协的工作都做出重要指示，布置重要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在每年政协全体大会闭幕式上，习书记都要发表重要讲话。省政协全体会议期间，他要求省委常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政协小组会议、联组会议，听取委员发言。闭会期间，他多次参加省政协常委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介绍省委重要工作，对政协工作提出要求。
习书记十分重视政协的自身建设。他要求把省政协真正建设成“学习型、研究型、服务型”组织，更好地为省委的中心工作服务。他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都十分关心和重视，对他们搞好政治交接、思想传承、工作延续和传统发扬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发挥了应有作用。在每次听取省政协党组汇报后的讲话，以及在省政协常委会议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书记都强调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要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他多次指出：“政协是一线，不是二线。”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一起共事近5年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工作作风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李金明：我同习书记共事相处，只有短短5年时间，我受益匪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大力弘扬革命传统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和习书记的接触中，除了工作之外，他多次谈到过红船精神、延安精神、陕甘宁边区、深圳经济特区等。从过去的革命历程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从井冈山说到延安，再说到深圳。大跨度的漫长历史时空，连接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红线，使我受到了深刻的革命精神和改革精神教育。我们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充满了敬仰和热爱，他们永远激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青春，使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习近平同志身上的红色基因和改革创新精神，真正体现了他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引领者和忠诚实践者。2005年6月21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对于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先进性，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心系群众，关注民生，低调务实，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去，接地气、摸实情，调研和指导工作。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还有一片海，是一个山区和海岛为主的省份，习书记特别注重到那些交通不便的山区、矿山、海岛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他去得更多。他联系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淳安县的下姜村，一去就在村里住上几天，走村串户，同群众促膝谈心，深受干部群众的拥戴。我在浙江工作20多年，有些他去过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浙江又是一个台风、水灾、地质灾害频发的省份。灾害发生时，习书记不顾安危和辛劳，常常出现在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他不怕脏累苦险，深入到长广煤矿几百米深的井下，逐个查看采煤工作面，慰问井下工人，使工人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求真务实，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全面推动了浙江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三是教育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工作中有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干部，习书记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一位市里的主要领导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习书记和他谈话时讲到，有的干部特别重视GDP，GDP搞上去了，好像很有成就感，但老百姓不这么看。群众关注更多的是，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安全不安全，环境好不好。我们要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大事。他说，习书记的这段谈话，使他很受教育。其实，习书记在跟我的谈话过程中，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场合，都多次讲过同样内容的话，这对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帮助和教育作用。习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多做铺垫和打基础的工作”，他反复告诫大家“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善作善成，久久为功”，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好人民的公仆。在习书记的谆谆教导下，浙江各级干部成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带头人，使浙江的许多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四是胸怀全局，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时，心系中西部贫困地区，对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对口扶贫工作非常重视。他来浙江工作不久，在百忙中亲自带领各地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到四川省和重庆市指导对口扶贫工作，我作为省政协主席也陪同习近平同志参与了此项活动。我们先后来到了成都市、广元市、南充市、涪陵地区，以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和邓小平的家乡瞻仰和考察，在邓小平和朱德的故居我们还栽种了浙江纪念林。同四川省和重庆市对接了产业扶贫项目，看望了浙商，签约了两省市扶贫合作项目，援建了希望小学，并考察了在那里扶贫的杭州娃哈哈广元和涪陵分公司。在结束川渝扶贫考察之后，我们连夜飞抵湖北宜昌，又考察了长江三峡大坝和库区移民工作，并在武汉签署了800多个浙江同湖北的合作项目，有力支持了湖北的发展，这一举措深受湖北人民的欢迎和赞誉。这种自身资源同外地资源相结合所产生的裂变效应，带动一大批浙江企业纷纷走向全国，支持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给予了雪中送炭的帮助，带动了当地多种行业的发展。同时这种双方资源优势的最佳结合方式，被习近平同志总结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浙江经验，使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同全国多地广泛合作，形成了遍地开花结果的良好态势，助推了脱贫致富工作，促进了共同富裕奔小康的发展步伐。
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非常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他多次深情地说：“东部地区应该对中西部地区多关心，多支持，多帮助，多交流，我们要携手共同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04年初，河南省一个市的党政考察团来浙江考察乡镇企业，习书记在百忙之中破格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与会同志深受教育，感动不已。在安排河南考察团的行程时，恰好第二天省委要召开乡镇企业会议，习书记还要作重要讲话。我请示后，习书记同意河南考察团的同志旁听大会，帮助他们了解浙江的工作情况。考察团带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当天晚上对习书记的报告讨论到深夜，大家激动不已。考察团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基层干部，他们说：“习书记平易近人，讲话又那么实在中肯，让我们非常感动，这次考察的收获很大，回去得好好地运用到工作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始终严以律己、平易近人。请讲讲您了解的这方面的故事。
李金明：习书记严以律己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堪称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干部，都深受教育。
习书记对家人的要求特别严格。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老伴听说彭丽媛同志来杭州探亲，就商量着一起去习书记家看看。当时，习书记不在家，彭丽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交谈中，她讲到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她去那里探亲的艰辛情况。其中就提到，习书记在宁德地委工作时，她去宁德很不方便，从北京乘飞机到福州机场，然后从机场坐大巴到福州市汽车站，再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宁德。有一次，她背了一个大棉被乘坐长途汽车，上下车都很困难，但她知道习书记工作忙，硬是没有给他打电话要求接一下。后来，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她经常要一个人带着女儿奔波于北京与福州两地，这其中的甘苦与艰辛，我们听了很受感动。现在想一想，彭丽媛同志既是一位人民喜爱的艺术家，又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到机场、车站没人接送，自己多次转车，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出行，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可见，习书记对家人的要求多么严格，彭丽媛同志又是多么朴实律己！
有一次，习书记的弟弟习远平和我通电话时，我说：“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见过面，到现在快20年没有见面了，欢迎你有机会来杭州聚聚，看看诗画江南。”习远平回答说：“我哥不让我去啊！”2003年，我到深圳参加浙籍港澳同胞联谊会，得知习书记的母亲齐心老人在深圳，我们就去看望她老人家。当时，习书记的姐姐桥桥也在场，我就跟她说：“欢迎你们到浙江走一走，看看浙江的大变化。”她说：“我们也很想去，就是不知道近平让不让去呀。”
从日常言谈中和不经意的细节里，我们深刻感受到，习书记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习书记和他的家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对广大干部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习书记平易近人，亲和力很强。2007年3月，习书记调上海工作前夕，在交接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他亲临我家看望辞行，我和老伴儿都十分感动。在交谈中，他和我们拉家常，问寒问暖，还亲切地说道：“以后你们老同志到上海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朴实无华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老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之情。他还十分谦虚地说：“我到上海工作要注意些什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到中央工作后，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依然关心和关注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都十分感动和感谢。
习书记勤政为民的务实作风，严以律己的品格，平易近人的亲和力，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有深切感受。他的领袖风范、政治品格、人格魅力和亲民作风，在浙江大地广为传诵。我深信，他的风范、品质、魅力和作风必将影响和带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为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习书记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
2021年03月03日07:55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周国富，1945年7月生，浙江诸暨人。1998年12月至2007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其间，1998年12月至2003年12月兼任省政法委书记，2003年7月至2006年11月兼任省纪委书记。2007年2月至2011年1月任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11年3月至2018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8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 也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8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周国富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2002年到浙江任职时，浙江当时的省情是怎样的？面临哪些问题？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周国富：浙江是一个陆域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多平方公里的沿海省份，陆域面积中山区占70%左右，被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资源能源匮乏，人们常说，“浙江人倒霉，就倒在没有煤”。同时，浙江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大的国有工业企业，1953年至1957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大项目中，没有一个落户浙江。加上1962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浙江地处沿海前线，一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也搞不了，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经济社会情况与全国大多数省份差不多，甚至比其他省份还要更困难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人文优势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贯彻实施激发出来、凸显出来，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也面临不少“成长的烦恼”。比如，习书记2002年10月到浙江任职时，民营经济已经占据浙江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称作“三分天下有其二”。我曾把浙江的经济情况归纳为“老天爷经济、老祖宗经济、老百姓经济”。“老天爷经济”是指浙江具有沿海区位优势；“老祖宗经济”是指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较为深厚；“老百姓经济”就是指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但浙江的民营经济也有着先天的不足——这些民营经济大多是从乡镇企业转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水平较低、企业规模较小、分布较散、实力较弱，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这种现象初起时被叫作“村村点火、乡乡冒烟”，这是对当时浙江民营经济“低、小、散、弱”情况的形象描述。同时，从全省情况看，民营企业虽然有了大的发展，但还不可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浙江经济又是以民营企业为主，所以浙江的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发展底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需要对浙江经济的发展理念和路径进行认真梳理和思考，找到新的发展思路和方位。如何加快实现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壮大发展浙江经济，成了摆在习书记面前的一道难题。
习书记到浙江以后，先是俯下身子扎实开展调研，然后基于对浙江省情的了解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新的工作坐标。走在前列是目标，干在实处是关键。这让大家耳目一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创新创业中秉持的奋进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对今后工作的明确要求，极大提升了浙江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格，一个省有一个省的省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格，“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就是我们浙江的省格，是浙江发展的精气神。同时，更是习书记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集中体现。
在2003年7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八八战略”。“八八战略”，八大优势，八大举措，针对浙江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主客观条件，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浙江独特的地理位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他还把民营经济发展经历的“走过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纳入浙江人文优势的内容，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等等。
“八八战略”是习书记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全面、系统、贴切、务实，每条优势和举措都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所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不仅为浙江未来发展明确了方位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使浙江4000多万人民提振了发展的信心。至今，“八八战略”依然是指导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领、大战略和原动力。
采访组：具体来讲，习近平同志是怎样将“八八战略”落到实处的？
周国富：习书记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新抓手，将“八八战略”落到实处。概括地说，有“七个两”，即“两只鸟”、“两座山”、“两种人”、“两个治”、“两只手”、“两个优势”、“两个发展”等。
“两只鸟”。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较早，基础薄弱，“低小散弱”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了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转型升级，习书记提出了“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两鸟”重要论断，促进了思想的再解放，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步伐，引导浙江经济科学发展、品质发展和提升发展。
“两座山”。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域特点，发展不够平衡，粗放发展，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山区发展与平原发展、长远发展与眼前发展等诸多矛盾，制约着浙江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容量。就农村来说，当时有顺口溜说：“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在家穿拖鞋，出门穿套鞋”；“浙江到，汽车跳”。这说明村镇建设缺乏规划、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破坏、城乡发展不平衡。2003年，在习书记的领导下，省委决定在农村全面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2005年8月15日，习书记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调研中提出著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正在开展的“千万工程”和整个浙江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指导方针。习书记亲力亲为，每年主持召开由各市市委书记和省级有关厅局长与会的农村“千万工程”现场会，进行经验交流和工作部署，脚踏实地，步步推进，形成市县书记和机关厅局长共抓齐干的大气势。同时，在“千万工程”推进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如实施乡村通路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工程、乡村规划和民居保护设计工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下山脱贫和千万农民培训工程等。通过十几年持之以恒的奋发创新，浙江农村呈现了一大批美丽乡村和农（渔）家乐等“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新景象，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村美了，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乡村旅游休闲成为新兴产业，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山区农民说，过去是“砍树”卖“木头”赚钱，现在是“看树”卖“美景”致富。“砍”与“看”一字之变，深刻反映了浙江“三农”面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
“两种人”。落实“八八战略”，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处理好“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平原与山区”“陆地与海岛”的均衡发展至关重要。习书记提出并主抓“生态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山海协作”等，进一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市文明辐射到农村，也让农村文明辐射到城市，农民进城务工，市民下乡旅游休闲并创业，不仅密切了城乡关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市民与农民的共同富裕、均衡发展。至今，浙江一直是全国城市农村、市民农民发展差异、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省份。
“两个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我国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是以一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禁锢为前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群众迸发出蕴藏着的极大创造力。习书记提出的“无为而治”“有为善治”的“两治”思想，意义重大。习书记十分重视老百姓为发展生产力所创造的新事物、新作为，积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同时，对于政府有法制和政策规定并已经清楚明了的事情，就要敢于和善于去治理。如习书记主抓的“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平安浙江”等系列建设，为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两只手”。习书记善于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发展经济。创立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对发展城乡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富裕农民作出过重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村供销合作社渐渐偏离了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出现了诸多问题。习书记对浙江供销合作社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研，并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重新明确了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目标任务、改革重点和发展方向，特别强调供销合作社要为农民、农村和农业服务。他还亲自签发浙江省委〔2006〕106号文件，即《关于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新农村建设中重要作用的意见》。同年，习书记在温州瑞安市农村供销合作社“三位一体”工作现场会上，首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此后，全国首家集生产、供销、信用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温州市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随后，在浙江省18个县（市、区）展开试点，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
“两个优势、两个发展”。充分发挥浙江的“市场优势、浙商优势”，“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出去融合发展浙江”，是习书记抓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浙江人多地少，资源能源匮乏，发展容量和空间不大。但浙江有市场先发优势和特有的浙商优势。浙江在海外有众多华侨、华人、华商，在国内各省都有浙商和商会。至今，浙商在省外已超过600多万，在海外也有200多万。浙商富有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坚韧不拔、创业创新的浙江精神，跳出去、走出去，发展浙江、发展全国、造福人民就是更高层次、更高站位的发展观。习书记每到省外和国外考察，都要去看望浙商、勉励浙商，听取意见，指导工作，使浙商备受鼓舞。“两个优势、两个发展”的大发展思想，不仅促进了浙江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浙江的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获得了丰硕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您曾分管过纪检监察工作，请您谈谈他是怎样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
周国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经济先发之地，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党员、干部确实面临很多诱惑和严峻考验。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靠“手榴弹”“炸”出来的，意思是经常拎着酒瓶请客喝酒；是靠“机关枪”“扫”出来的，意思是见了人就分发香烟联络感情；是靠牛皮“吹”出来的，意思是磨破嘴皮推销产品。习书记很理解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辛和难处，他常说：我们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很不容易，党和政府一定不能瞧不起他们，要亲近他们，给他们支持。同时，习书记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他也非常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在反腐败斗争中，特别强调惩防并重，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对于违纪违法的党员和干部，从来都是态度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片。
在大力惩治腐败的同时，习书记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全社会的廉政教育，教育党员干部算清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在习书记的重视和支持下，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省。省纪委专门编纂了一部《廉政镜鉴丛书》，分为《从政风范》《从政警戒》《古今廉文》《清官故事》《中国廉政史话》《廉政文化新探》等六册，由习书记亲自作序，作为党员干部读本，并公开发行。宁波市鄞州区委编纂的《中国廉政文化丛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在全省各地还建立17个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同时还在全省开展廉政文化进街道、社区、农村和学校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副书记刘峰岩的赞扬和推广。我曾经到杭州市区一所初中听过一堂“廉政文化教育课”，主题是“诱惑”，讨论什么是诱惑？我们身边有哪些诱惑？怎样对待诱惑？学生们讨论热烈，老师循循善诱，分析透彻，取得良好效果，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清廉”的种子。做好教育为上、惩防结合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为浙江党员、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社会环境，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这是习书记率先垂范，敢抓、善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丰硕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国富：习书记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大谋略、大抱负、大实干的杰出领导者。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低调，始终扎扎实实地干好每一项工作。他认真负责，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注重调查研究，讲求工作效率。在我们心中，他既是我们的班长，也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家知道，我们浙江是世界闻名的产茶之乡，习书记爱茶、关心茶，支持浙江茶产业的发展。2006年，还专门给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所属刊物《茶博览》撰写《世界茶乡看浙江》的文章，给浙江茶人以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我觉得他做人如茶。茶叶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时候（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被采摘离开了生命之母（树），经历凋、揉、烘、焙甚至发酵等艰苦磨炼方成好茶。这正是习书记的人生经历和奉献成就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和精彩体现。习书记阅识丰富，胆识过人，身体力行，无私奉献。可以说，当年主政浙江时的探索和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源头活水。
习近平在浙江（四）：
“习书记大量时间都在基层，和老百姓在一起”
2021年03月03日07:57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章猛进，1946年10月生，浙江余姚人。1998年1月任浙江省副省长。2003年5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7年2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7年3月任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7年6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0年10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8日
采访地点：杭州大华饭店
采访组：章猛进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和他先后在省政府、省委同一个班子，请您讲讲你们认识的过程，以及他制定浙江发展战略的情况。
章猛进：习书记从福建到浙江工作，出席浙江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并作任职讲话，是2002年10月12日，职务是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我当时是副省长，分管农业，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个多月后，中央文件宣布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同时也公布我进省委常委，任常务副省长。我在省委、省政府都有职务，所以和他工作上的直接接触就比较多。在最初接触中，我发现习书记待人很诚恳，说话办事很稳重，工作很严谨，很注重调研。
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上接触多，平时下乡调研在一起相处的机会也多，经常在一起聊天、交流工作。他曾把他的一本著作《关于农业农村工作调研》送给我，并在扉页上写了字：请章猛进同志指正。在共事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始终做到了配合默契、相互支持。
平时开会讲话也好，工作时展现出来的工作思路也好，他一直都很有战略高度，有宏观思维。他看问题看得比较远，有长远规划，有大局观。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全面总结了浙江省八个方面的优势和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我们就“八八战略”反复学习讨论，最终形成全省的发展蓝图，并一项一项推进落实，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浙江没有走弯路，经济发展一直又稳又快，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习书记的“八八战略”有效引领了浙江这么多年的发展，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举几个事例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开展的一些具体工作。
章猛进：我结合自己曾经分管的工作，谈两个印象深刻的方面。
第一，习书记在土地的整合、利用和规划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人多地少，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进入21世纪，房子要建，高速公路也要建，飞机场也要扩建，没有土地怎么办？习书记当时就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开发山坡地、海边地，但要经过环保部门的评估和批准，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开发。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土地紧张的问题得到很大缓解。
习书记还提出，要与兄弟省份开展合作，首先是把黑龙江的粮食运过来，保证浙江粮食市场的供应。要允许黑龙江来浙江办粮食一条街，允许把我们的粮仓租给他们。习书记还要我们帮助黑龙江发展经济，让我带企业家去落实。我先后到黑龙江去了6次，与当地建立起了长效合作机制，保证了浙江粮食供应的稳定，缓解了浙江土地紧张的压力。
在城市的土地整合与规划方面，习书记也通过国企改革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杭州市的土地压力很大，环保压力也很大，他提出“腾笼换鸟”的办法，把很多污染企业迁到城市外面去，严格按照环保标准进行新的规划建设。这样，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把宝贵的城市土地腾了出来，可以建设公园、绿地、体育设施等等，给市民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同时，工业摆在城市之外广阔的地域，可以更新设备，加强技术改造，使企业更加健康快速发展。现在杭州市这么漂亮，跟他当时做的工作有很大关系。
第二，在农村工作方面，习书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注浙江农村的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他在安吉、丽水等地调研时，发现农村的卫生环境很差，污染很严重，就专门提出来整治环境的问题。此后，他积极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这成为浙江省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后来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思想和实践基础。他十分支持省里安排科技特派员到农村去。我省每年派100多名科技人员下乡，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开发山区，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他积极推动“山海协作”，十分重视对贫困山区的精准扶贫。他经常到贫困山区调研，我还跟他去过几次。他的调研很深入，我记得他曾到过丽水市最困难、最穷的山沟深处，道路很危险。我们还跟他到过丽水市的最大扶贫项目滩坑水库坝址。他亲自协调这个项目，实际投资60多亿元，库容41.9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4万千瓦，移民5.3万人，前三年平均利润达2亿元，扶贫效果十分明显。在深入调研之后，他了解了山区的具体情况和紧迫任务，强调推动“山海协作”的重要性。“山海协作”中的“山”指的是贫困山区，“海”指的是沿海县市，“山”和“海”之间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他主张把它们衔接起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当时，他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和“海”，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指导意见。直到现在，“山海协作”还在发挥着作用。
在开展“山海协作”的同时，他还把省级机关的厅局同各个贫困山区的乡村结合起来，进行对口帮扶。这样一来，贫困山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机关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大大加强，各尽所能开展帮扶。由此，贫困山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采访组：在各地各个层级的领导岗位上，习近平同志都非常注重创新。请谈几个您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
章猛进：习书记很有创新精神，在不同领导岗位上都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我想着重谈谈他对浙江国有企业改革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困难重重的问题。我调研发现，国有企业存在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问题，都很棘手，事情也很复杂，改革起来确实很难。习书记提出来：在工作方法上，首先不要搞“一刀切”，要实行“一企一策”，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个要求，使我们开了窍，开动脑筋针对每个企业的实际去想改革的办法。
习书记特别实事求是，从不会来虚的那一套。我曾跟他到过几个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一起开座谈会，在会上当场就深入分析问题之所在，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而不是“务务虚”。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浙江有几家涉及交通、能源、商业、外贸的国有企业发展得都很好。
习书记的思路很开阔，方法也很灵活，有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并了，还有的卖给民营企业了，他都很支持，不会“包办”，也不会搞“一刀切”，而是让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改革方式。在习书记指示下，我们通常会提出几个方案给企业自己选择决定。但前提是两条：第一，一定要保证所有职工的生活，保证他们有工作做；第二，国有资产不能流失。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式，这两条基本原则都要坚持好。只要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民营企业又能有所发展，职工不下岗，政府何乐而不为呢？得益于习书记提出的这两个原则，浙江国企改革中职工安置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2004年，习书记还提出，企业要有“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发展思维。该产业升级、推进技改的，就要毫不犹豫地上；该挪走的，就要挪走。在这个思想指引下，不光很多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下面的很多乡镇企业也进行了改革。
在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方面，习书记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我们有很多省级企业在宁波，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税收是归宁波还是归省里？省里在宁波单独设立税务机构，当时有很多关系没有处理好。习书记提出，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后来，在他的指导下，大家讨论决定，在宁波的企业每年上缴一定数额给省里，并且每年都要递增5%，而这些企业所创造的GDP和税收都给宁波，我们税务部门全部撤回到省里来。这样，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都没有受到损害。
再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达到了国际化水平，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这个地方的市场规模这么大，但地方的管理水平跟不上，就如同小孩子管大市场，有点力不从心。他就提出来，要对义乌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让义乌有更大的能力来管理好、发展好小商品市场。当时，我去做具体的执行工作。省政府赋予义乌相当于地市级的权力，义乌的县委书记由金华的市委常委兼任，义乌的县长由金华市的副市长兼任。县里本来是不能设立市级银行和海关的，但我们把这个权力都下放给义乌市。后来，义乌银行、海关都有了，大大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主张做工作就要“沉下去”，不仅要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还要始终心系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请您谈一谈他下乡调研的情况吧。
章猛进：习书记非常注重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他的战略谋划都来自于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他经常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一有机会就往乡下跑，一有空就去调研。我同他一起到过很多地方调研。
习书记每到一个市、一个县，一定会找来当地的地方志仔细阅读。开座谈会的时候，市县的领导谈得更多的是土地、GDP，而他会先从当地的名人、文化、历史谈起，首先挖掘出当地的文化内涵、地理特点、风土人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谈产业、谈发展，这样的发展才能有特点、有定位、有主旨，不会造成毫无特色的“千篇一律”式的发展。
习书记平时掌握的情况比较多，给他汇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讲假话、大话、空话，因为这些都糊弄不了他。这里面体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心系群众，把工作抓在实处。
他去丽水调研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时，发现云和县的很多农民由于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文化素质不高，收入也不高。他当时就觉得，对这些小孩子，还是要让他们多读点书，以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调研回来以后，他就和省里商量，最终决定给这些贫困地区的小孩子提供免费的中专教育，凡是农民子女读农林院校的政府就给予补助，还免费给农村发放农业科普方面的书籍。通过这些举措，培养当地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习书记青少年时代曾经在极度贫困的黄土高原当过知青，他和穷苦的老百姓在一起生活七年时间，跟困难群众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每次他下乡，见到困难群众或者贫困农民，他都很揪心、很动情，我们都有很明显的体会和感受。他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帮助农民致富。比如，他当年很重视的农家乐，至今都发展得很好，周边很多大城市的人常到浙江的农家乐来消费，费用不高，吃住条件还都不错。还有很多城里的退休老人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搬到农村的农家乐住，他们的房租就足够支付在农村的生活费用了，农民也由此实现了增收。
丽水有一个畲族自治县，习书记要求省人大研究立法，保护畲族的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后来，省政府和省人大联合专门出台《浙江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为省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习书记非常关心老区人民。浙江的革命老区众多，他到浙江工作之后，第一时间就到丽水，参观了那里的革命根据地旧址，还到余姚的梁弄镇浙东抗日根据地看望老同志。他十分关心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止一次地说，我们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一定要发扬老区的革命精神。在习书记的指导下，我们省政府每年都按计划给老区拨款，支持老区的建设和发展。省里还成立了浙江省老区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做老区发展的相关工作，老区有任何新情况新问题，都能够及时反映上来，及时得到研究解决。
采访组：在各地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对离退休老同志和机关干部都非常关心，请简要讲讲他在浙江是怎么做的。
章猛进：习书记对离退休老同志非常关心。他说过，这些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们只会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关心他们。习书记每年都会到老同志家里去看望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他们谈工作，谈浙江的发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从他们那里汲取智慧和经验。
他对机关干部也非常关心。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对机关干部则是在规定的限度之内能照顾就尽可能多地给予照顾。他当省委书记期间，生活和工作都严格遵守待遇标准。他住的房子不到150平方米，办公室也未达到待遇标准。但他非常关心机关干部的待遇，机关干部的住房，没达到待遇标准的，他都会尽量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他还非常关心机关干部的医疗保障和健康状况。在他的关心下，省里专门在体育局办的体育设施中给机关干部设立了健身房、游泳池等健身设施，凭卡就可以使用。同时，他还要求机关干部多参加体育锻炼，多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不要吃吃喝喝，更不允许到有伤风化的地方去。他还指示从省财政每年拿出500万元放在组织部，解决医疗费超支的机关干部的困难。习书记就是通过这样具体的举措，营造出了让机关干部安身、安心、安业的浓厚氛围。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注重信访工作，积极推动“下访”制度实施的情况。
章猛进：从2004年开始，全国各地群众上访呈现增加的态势，浙江也是这个情况。虽然浙江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相对富裕一些，但上访的人次也还是很多的，比如民办教师、转业军人，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涉及人数多，问题也比较复杂。
针对群众上访，习书记提出了如下举措。
第一，把群众上访变为干部“下访”。他率先垂范，带领我们省里的领导同志，划片包干，现场办公，推动形成了“下访”长效机制。这样一来，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在基层化解掉了，群众上访就大大减少了。
第二，强化信访工作的力量。他说，一个干部要提拔，最好到信访局去工作一段时间，锻炼锻炼，是很有好处的。他的这个思路很有道理。当时，信访工作所接触的事情包罗万象，干部要能面对地方上各种复杂的问题，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这样才能历练成熟。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深刻。当时，参加过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因为落实政策问题，1000多人聚集到了杭州。那天一早，我们到省政府门口一看，有500多人，再加上围观群众，人山人海，而且中老年人居多，我们很紧张。我马上向习书记做了汇报。他当时说的一番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他们，要爱护他们，做好工作。要积极调查，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对他们进行安置。”他没有把这种大规模的上访看成是“洪水猛兽”，而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接待好他们以后，就组织力量赶快去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在常委会上进行汇报。大家在会上商定了一个补助金额。当时，我们还想在这个金额基础上再提高一点，但这可能会对全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最后，小局服从大局，我们按照政策规定发放了合理的补助。老兵们拿到了补助之后，上访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诉求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接下来就要到南京军区，甚至到北京去上访。幸亏在习书记的主持下，这次上访事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避免了事态扩大。
采访组：通过您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从不回避推诿困难，而是直面问题和矛盾，敢于负责担当。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会主动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章猛进：是这样的。习书记不是那种端坐在办公室、听完汇报就作指示的领导干部。他这个人既沉稳又果断，关键时刻很有担当，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战斗员。
比如，指挥“防台抗台”就是很好的例子。浙江位于东部沿海，几乎每年都有台风来袭。浙江的台风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温州、台州那一片，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有一次大台风横扫过来，造成很大伤亡。习书记是从福建调到浙江工作的，福建也是台风灾害的多发地区，他在福建工作很多年，对“防台抗台”很有一套。每一次台风来袭时，他都亲自到防汛指挥部指导“防台抗台”工作。在我印象当中，前后就有10多次。他明确向我们提出要求：“少伤人，不死人。”虽然只有6个字，但这是非常高的要求，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在过去，浙江人曾这样说：“不死100多人的台风，都不算台风。”这话从侧面反映了台风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习书记还提出：“台风来到之前，要防；台风来的时候，要避；台风结束的时候，要抢（抢修水利设施）。”这是既实事求是又灵活机动的抗台理念，指明了对付台风的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我记得，2004年8月12日，台风“云娜”袭击浙江，在台州温岭登陆的时间是12日晚上8点。13日一大早，习书记就到台州温岭去了。由于温岭是台风的登陆点，受灾非常严重，发了很大的洪水，水流湍急，有一个地方的6000多名群众被困。习书记表示，要到群众被困的地方去。我们劝他：“你不要去！你个子这么大，坐冲锋舟，万一出了问题，人家背你都背不动。”但他态度很坚决，还是坚持坐冲锋舟进到被困地区。他带我们进去以后，老百姓看见省委书记来了，都非常振奋，紧张的心情也得到了缓解。习书记和老百姓聊天，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紧张，还给他们分发矿泉水等救援物资。那天天气很热，我看到习书记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5年时间，为浙江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5年，他大量的时间都在基层，和老百姓在一起，和浙江人民并肩奋斗。那个时候，我就想，习书记未来必定能担负更大的重任。他从我们这里走出去，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光荣。
“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又强调狠抓落实”（上）
2021年03月05日07:54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张曦，1945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2000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3年2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4年7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5年12月，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11年3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5日初访，2020年6月16日补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张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时，您是省委秘书长，此后您又有两年多时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他到任之初，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张曦：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1月20日任省委书记。浙江当时正处在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世纪之交，全省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浙江作为经济先发地区当时也正面临“成长的烦恼”，处于矛盾多发期，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浙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浙江经济整体质量仍然不高，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社会信用和市场秩序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协调；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城镇就业和农民增收压力加大，城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2002年是自1992年以来信访总量连续上升的第11个年头，2003年上半年全省三级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信访总量20余万件次。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带着党中央的重托来浙江任职。中央对他有很大的期待，4700万浙江人民也强烈期盼在他的带领下不仅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能够攻克新难关，实现新跨越，发展得更好更快。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11日。受省委省政府和张德江书记的委托，我与省里有关同志到机场迎接他。见面后，习近平同志在车上与我们亲切交谈，并不时接听来自福建的电话。从言谈中，我感觉他与福建的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
第二天下午，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习近平同志同大家见面并讲了话。他自我介绍说：“我的籍贯是陕西，我出生在北京，是个北方人，但在福建工作了十七年零五个月，也算是一个南方人。接到中央的工作调动通知后，我一方面在感情上与福建人民难舍难分、依依惜别，另一方面又感到有一种迎接新考验的振奋。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分配，同时深感责任重大，我将在浙江的新岗位上努力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省委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我的重托。”会上，他赞扬浙江是个好地方，表示在浙江工作可以使自己接受新的锻炼，学到新的东西，同时又表明了决心：“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就像上华山爬险道，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向上攀登不能停滞不前。”
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我愿意在任何地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从小熟背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朽诗句，在福建工作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以此激励自己。三年前，我在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还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古人名句来勉励自己，就是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要勤奋敬业地干工作，任何时候都要脚踏实地地做事情，任何时候都要将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现在我仍然这样要求自己，争取以实际行动向全省人民递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习近平同志这一番话，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谈到“要保持工作连续性，跑好‘接力赛’”，“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同时，要处理好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的关系，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更好的业绩，跑好‘接力赛’中的自己‘这一棒’。”这些话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俗话讲，“一个将军一个令，一届班子一个调”，讲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用“大手笔”全盘推翻前任定下的思路和举措，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习近平同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表态，不仅充分展示了他的“官德”，也给了全省干部群众一个“安民告示”，昭示他下一步治理浙江的强烈信号——既要“一任接着一任干”，对过去浙江发展积累的经验优势加以继承发扬，又要与时俱进，开拓新思路，开创新局面，续写新篇章。
采访组：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首次系统提出“八八战略”。请谈谈“八八战略”酝酿出台的一些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2003年8月13日接受《人民论坛》杂志采访时说，“八八战略”是在调查研究和大家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思广益的结果。其实，没有他的主导，就没有“八八战略”。我亲历了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的全过程，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从战略上系统思考和谋划浙江的发展，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前瞻性、长远性的问题，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浙江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在前列，是习近平同志当时面对的重大而首要的课题。
2003年2月1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要求大家抓紧调查研究，从七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认识：一是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关于建设经济强省、打造文化大省、推进依法治省；三是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四是关于“北接上海、东引台资”；五是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六是关于维护社会稳定；七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除了通过会议部署调研课题，习近平同志抓紧时间深入基层一线，用短短118天时间连续跑了11个市和25个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问计于干部群众。
二是深入统一思想、正式提出战略。调查研究的过程，既是形成认识、寻找办法的过程，也是统一上下认识、集中大家智慧的过程。在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关于浙江实现新发展的战略构想日渐清晰，在与省委以及省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和各市县负责同志交流中取得高度认同。他向全省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是在2003年7月10日。之前，6月底与7月初，习近平同志接连主持召开多场会议。如6月25日，向副省级老同志通报“八八战略”等有关情况；7月2日下午和4日下午，分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征求各方面对于开好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的意见建议；7月7日至9日，省委又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研讨班，反复讨论完善报告。在他直接领导下，这一系列研讨和准备过程，对“八八战略”的凝练完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3年7月10日至11日，省委召开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习近平同志代表省委常委会作报告。报告第三部分全面阐释要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他在会议结束时还就落实“八八战略”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会后，省委对这次全会精神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对贯彻落实工作抓得紧而又紧。经过一段时间，“八八战略”的提法越来越深入人心，大概到2004年初就简称为“八八战略”了。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八八战略”首先是立足于浙江的优势而言的，包括过去积累下来的已有优势，如体制机制、区域特色产业、城乡协调、人文方面的优势；也包括深化认识而加以挖掘的潜在优势，如生态环境、山海资源、接轨上海等方面的优势；另外，还有怎样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同时，“八八战略”也是基于对新世纪的重要战略机遇和宏观背景、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对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从现实基础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迫切要求在整体发展战略上探求新的思路，实现新的突破。从历史机遇看，21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有苦练内功，提高素质，充分发挥优势，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才能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拓展更大空间，赢得更好发展。从战略目标看，浙江已经明确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注重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综合起来看，“八八战略”是浙江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部署。
三是深化实质内涵、狠抓战略实施。习近平同志于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省委关于“八八战略”的决策和部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些决策和部署，有的已经全面展开，初见成效；有的已经作出规划，正在落实；有的还需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八八战略”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既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战略框架。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十一届省委提出并大力推动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都是对“八八战略”的细化、深化和具体化。形势每发展一步，实践每推进一步，“八八战略”就向前深化一步。经过一任接着一任干，“八八战略”实施已有15年，浙江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了“八八战略”的科学性前瞻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坚持以调研开局开路，这个工作特点是特别鲜明的，您的感受更直接深刻。请您谈谈他刚到浙江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张曦：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可以说，他在浙江的工作史，就是一部对浙江全省的“调查研究史”。通过调查研究，他了解民生民情，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悟出新方法、找到新思路、形成新举措、谋划新战略。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是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破解各种难题。
2002年10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干部见面会上说：“我初来乍到，对浙江的情况不熟悉，首先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尽快进入‘角色’，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工作职责。”从10月13日到18日，他白天忙于各种会议，有几个晚上还有工作安排，难得的没有安排工作的晚上，他还开展了“特殊”的调查研究活动。俗话说，“若要好，问三老”。当时曾有同志讲，浙江的老领导们是“五世同堂”，指的是亲身经历过浙江革命、建设年代的历届老同志都住在杭州。这几个晚上，习近平同志连续看望了铁瑛、李丰平、薛驹等7位正省级离休老同志，听他们讲浙江省情，征求他们的建议。
为了主持起草下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同志不断听取省各个主要职能部门的汇报，出席原省领导早已安排好的各种会议，加上年末岁初必要的慰问活动，可以说是忙上加忙。尽管如此，习近平同志还强调听汇报不能代替亲自调研，再忙也要尽快跑遍全省。因此，到2002年底前短短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除绍兴、舟山两市，他已经调研了9个市，还去了海军东海舰队机关、省军区机关、东海航空兵部队、陆军第一集团军，以及省直机关、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和省级新闻单位等10多家单位。
习近平同志曾在与记者交谈时聊到，尽管这种调研还仅仅是初步的，还会有“走马观花”之嫌，但是浙江的省情、民情要了解，全省的干部要尽快熟悉，一些事关浙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尽快决策，等不及啊！对于省委办公厅呈报的日程安排建议方案，他总是不断地做“加法”，插进很多去不掉、改不了的急事情，几乎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为了尽快多跑几个地方，他常常白天考察、开座谈会，晚饭匆匆扒几口就赶路换考察点。一到驻地，又立即找当地负责同志个别谈话，谈话结束后再审阅文件。调研结束回到杭州，整个省委大院，夜里最晚熄灯的一般都是习近平同志与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几个楼层。
习近平同志不仅亲自调研，还以点带面，努力推动全省领导干部开展调研。2003年2月10日，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省委举行了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习近平同志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要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春季开局。会上通过了《2003年省委、省政府领导调研计划及有关重点工作》和《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两个文件，形成了2003年关于加快经济发展、加快社会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21个重点调研课题，明确由分管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并规定了落实的时间表。习近平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总负责人，还具体承担了经济建设专题的调研。第二天，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作讲话。在他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全省进一步掀起了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的热潮。
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在浙江任职期间，他率先带头走遍浙江各个县市区，他还经常告诫领导班子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大家积极创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一次他在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说：跟随领导调研，有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多去一两个人；我出差了、出国了、外出开会了，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搞些调查研究。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请您谈谈他对调研工作有哪些具体要求？
张曦：习近平同志认为，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多方面转型阶段，开展好调查研究至关重要。围绕调查研究，他具体提出了四个要求。
一是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他常说，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各方面的差异日益突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重点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在浙江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全省依托地方民俗和文化传统，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块状经济特色。比如在宁波，有港口经济、服装产业；在金华，有东阳的建筑业、永康的小五金、浦江的书画水晶业；在温州，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特色产业群。在这种种“不同”的影响下，党委和政府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增加，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同时，局部和个体所具有的代表性有所下降，曾被广泛运用的“蹲点一周半个月”、“解剖麻雀”等典型调查方法显出一定的局限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习近平同志引用《荀子》中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典故，提出要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特别是综合调研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他自己在调查研究时，既到基层调研，又到机关调研；既调研群众，又调研干部；既解剖典型、又了解全局；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又到困难群众较多、情况复杂和矛盾尖锐的地方进行调研。而且调研的重点往往放在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特别困难的地方。
二是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习近平同志要求每次调研都要有明确的主题。他曾说：调研选题就像搞科研，选题选好了就向成功走出了一半，古时打仗之前都要到庙里烧个香，算一算，看看吉利不吉利，这是纯迷信的，但我们在调研之前也要算一算，评估一下题选得好不好，不能胡乱选。他指出，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对多数调研成果而言，提高针对性也就意味着时效性，对热点问题、重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快速反应、及时调查，积极为领导谋思路、出点子、想对策、拿建议、解难题，满足决策需要。只有“文当其时”，才能“一字千金”；只有“生逢其时”，才能“谋当其用”。2003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主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专题，至少开展过11次调研，调研内容包括“三农”工作、海洋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县域经济、重点工程等，还率团赴上海、江苏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学习。
三是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习近平同志早在2003年2月10日的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就指出，在调研方法上要多样化，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关键要见实效，要解决一些突出问题、重点问题。他开展调查研究时，除了继承过去调查研究的好方法，还提倡结合新的学科理论、新的调研方法、新的调研工具等进行调研。他还要求党员干部在具体实践中，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
四是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他强调“文可载道，以用为贵”，要求调研选题必须紧扣现实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为党和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落脚点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视野上必须宽广开阔，既要预见潮流和大势所趋，又能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调研中，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心分析和研究，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特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在调研基础上形成建议时，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省委政策研究室是省委的参谋和助手，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对政策研究部门的要求要“更高一点”，不仅要求他们重视调查，更要求他们重视研究，认为调查后善于研究是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的关键。他强调“抓点时要善于管窥全豹，跑面中要能够见微知著，综合提炼”。强调既要有“抓住重点、找准典型”的敏感性，又要有“锲而不舍、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他还要求政策研究部门写调研报告一定要有“精品意识”，能够帮助人们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能够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能够为领导决策提供真实的依据，能够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2004年1月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特意撰写四副春联，横批都是“求真务实”。请您结合这件事，谈谈他在实际工作中是怎样抓落实的。
张曦：“八八战略”提出后，省委紧锣密鼓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2003年年底，省委召开第十一届五次全会，强调2004年是全省围绕“八八战略”这条主线扎实推进浙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狠抓落实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把抓落实摆上重要位置，做到落实、落实、再落实。实践表明，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实，等于白抓。抓好落实，我们的事业就能充满生机；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2004年1月29日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新年的第一次专题学习。休息了几天，大家又碰到一起，气氛轻松活跃。习近平同志一进会议室，就与大家握手拜晚年，紧接着就进入会议主题：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部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全面抓好当年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习近平同志微笑着给大家讲：“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逢年过节都要写春联。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期间，我情之所至，忽发奇想，写了四副春联，权且作为我的一点学习心得，与同志们共勉互励。”
习近平同志撰写的四副春联，横批都是“求真务实”。他介绍说，第一副春联的上联是“求客观实际之真”，下联是“务执政为民之实”。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深刻内涵，就是求什么真、务什么实的问题。他强调，要把深化思想认识作为首要前提，把正确认识国情和省情作为基本依据，把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和运用规律作为根本要求，把切实抓好工作落实作为基本要求，把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体制保证，把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副春联的上联是“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下联是“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主要途径，就是怎么求真、怎么务实的问题。他说：求真务实是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扎实作风，一种党性要求，其真谛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主要途径就是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努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化理论武装不仅是学习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的。
第三副春联的上联是“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下联是“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基本要求，就是如何做到求真、做到务实问题。他说，能否做到狠抓落实，是否善于狠抓落实，这是衡量领导干部作风、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浙江而言，就是要紧紧围绕“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来进行。在抓落实过程中，要认真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在大局下行动的自觉性；二是眼前与长远的关系，既抓紧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着眼未来发展，建立长效机制，追求长期效果，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三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和发扬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做法、好经验，同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推动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第四副春联的上联是“高度关注民生系真情”，下联是“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根本目的，就是求真为了谁、务实为了谁的问题。他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说到底是为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求真”要立足于为民“求真”，“务实”要立足于为民“务实”。关注民生，为民谋利，关键在于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真心诚意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听了习近平同志这一番话，同志们都很受启发。大家感到，这四副对联其实是习近平同志利用春节休息时间，在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全面深入思考全省各项工作后进行的思想提升，以对联的形式表述出来，深入浅出、印象深刻，使大家迅速得到方法论启示，效果很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推动实施领导干部下访。当时您具体分管信访工作，请谈谈当时作出下访决定的背景和你们到浦江第一次下访的情况。
张曦：当时，全国各省信访普遍呈现上升势头，信访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在浙江，群众信访总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已成为群众信访的主要形式，越级信访、异常信访、突发性信访事件突出，择机上访日渐增多，信访活动出现明显的组织化倾向。上访内容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特殊群体要求提高政治生活待遇、村级换届、环境保护、涉法涉诉等热点问题，还有反映基层干部违法违纪、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些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正处于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建设力度加大，各类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日益增多。而浙江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先发、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改革力度大、进展快，各类矛盾和问题自然也暴露得早、暴露得多，有的甚至还很尖锐。
2002年10月，面对全省严峻复杂的信访形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分析研究，决定在全省实施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为民谋利的基础性工作，在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是产生信访问题的源头，信访工作要到位，必须重心下移，深入基层；领导下访是新时期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信访工作的一种探索和新思路，也是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的一项有力措施。他提到，早在1988年，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建立了地、县、乡镇三级领导下访制度，把领导“下访日”作为领导“服务日”、“公仆日”，解决了大量问题，深受群众拥护和欢迎，《人民日报》曾作了专题报道，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后来，他调到福州工作，又把这项制度带到了福州。在习近平同志直接指导下，从2003年6月开始，我们选择诸暨市、浦江县和衢州市开展领导下访接待群众试点工作。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搞信访试点有一定基础；浦江县虽是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小县，却是信访大县，2002年全县受理信访10307件（人）次，县信访局接访登记的案件真可谓“堆积如山”，群众越级上访，去金华、到杭州、上北京，是全省信访管理重点县；而衢州的信访情况则处于前两者之间。选择这样三个县、市开展试点，具有一定的对比参照意义。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下访就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浦江县。他非常重视下访前工作方案的制定，不仅认真阅看市县上报的材料，还亲自指导访前问题的摸底梳理，接访时间、场地的选择，省、市、县三级下访部门负责人的组成，接访流程、接访力量的安排，接访秩序维护、应急预案制定等重要环节工作。他几次强调，下访前要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手段大范围反复发布下访公告，让全县上下都知道，并邀请新华社等各级媒体实施舆论监督。他还要求下访必须注重实效，强调访后的集中调处工作，按照“谁下访、谁接待、谁负责处理”的原则实行包案办理，上一级要建立督查制度，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
2003年9月15日，省、市、县三级信访局联合署名在浦江县报、县电视台、县广播站等连续3天发布公告。公告一出，全县立即轰动，老百姓奔走相告。人们说，没有见过哪一朝哪一代的“官”，敲锣打鼓地叫老百姓来“告状”的。他们纷纷报名，整理上访材料，有的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积案都翻了出来。短短3天时间，全县共有429批次、数千名群众登记报名。
9月18日上午8点，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市、县三级有关部门100多名负责人来到浦江县浦江中学，分别进入14个接待室。习近平同志与我及有关同志在第一接待室。第一个走进来的信访群众是县政协委员蒋星剑，反映210省道浦江段拓宽改造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蒋星剑激动地站起来，双手紧握习近平同志的手。12月18日，210省道扩建工程在村民的欢呼声中如期开工。2005年10月，全长19.8公里的210省道浦江马岭至浦阳段二级公路全线贯通。当地广大村民自发联名，给习近平同志寄去一封盖有5个乡镇、97个村民委员会鲜红印章、代表20多万村民群众的感谢信。
从第二批接待开始，群众反映问题的“火药味”浓了起来。有5名上访群众反映城市拆迁安置问题，听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解释，群众就气呼呼地与他们争执了起来。习近平同志耐心听完双方意见，和颜悦色地给他们做工作。听了习近平同志通情达理的一番话，5名群众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鼓掌，其中一位群众说道：“我们对书记的答复很满意，我们农民也是有觉悟的，只要政府多听听我们的呼声，做到政策公开，安置公平公正，我们会支持旧城改造的。”
忙碌了一上午，接待活动临近结束，远在50多里外的蒿溪村100多名群众赶来上访，可事先没有登记，按规定不予接待。习近平同志知道后说：“人家跑那么远的路，不容易，还是把他们请进来，接待好。”后来像这样临时报名的又来了100多批，全部得到接待。一天时间下来，习近平同志和省、市、县三级100多名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定性清楚劝其息访的21件，交办落实责任的324件。接待日活动结束后，省直机关厅局和市县的负责人都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讲老实话，开始我们都有点担心，怕有群众要求得不到满足，不讲理，会出乱子。一天下来，有这么好的结果，真是没想到。”
采访组：浦江下访之后，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领导下访在全省推开的？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曦：习近平同志说过，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从浦江回来后，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在全省全面推开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工作。之后，他每年坚持带领我们下访。2004年9月9日，习近平同志率领有关同志到临安市下访，当天共接待群众来访267批492人次，当场解决34批88人次反映的问题，交办了172批290人次反映的问题，作出定性劝其息访61批114人次。2005年8月15日，他带领有关同志到德清下访，当天接待群众来访185批296人次，当场解决40批，交办限期调处101件，解释政策、宣传教育后自动息诉44件。2006年8月15日，他带领有关同志到衢州下访，当天接访点接待群众来访167批315人次，其中当场解决76个问题，息诉与交办91件。
习近平同志还先后在“之江新语”专栏上发表多篇关于下访工作的文章，通过短小精悍的评论，向全省传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有力地统一各级干部思想，指导下访工作的开展。
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省、市、县各级领导进一步把信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信访，带头搞下访，一级带着一级层层抓落实。2003年12月23日，在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和吕祖善省长与11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首次签订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此后，不单目标管理责任书一年一签，每年还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把信访工作纳入创建“平安市县”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赋予信访部门对受理的信访件有交办、督查、协调和建议追究责任等职能。深化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修订了《浙江省信访条例》。每年都制定年度县（市、区）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分办法。直到习近平同志赴上海工作前两个月的2007年1月28日，他还与各市签订了当年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在习近平同志连续5年直接推动下，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取得明显成效。2003年至2006年8月，省领导先后86人次下访到42个县（市、区），会同市、县领导一起接待处理群众信访近1万件（人）次，办结率96%以上。省领导每年下访，带动了市、县两级党政领导经常性下访。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市、县党政领导共接待群众3.1万余批次9.5万余人次信访。2005年，全省信访总量自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浙江群众进京上访量明显下降，集体上访量也明显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聚集省政府大门口的上访由2003年的227批下降到2005年的38批。浙江群众非正常上访量从最多时的全国排名第3位后移到2005年的第30位，是全国各省区市非正常上访量最少的地区之一。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连续数年在《浙江日报》发表“之江新语”系列短评，引起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请谈谈他做这件事的最初设想以及具体实施的有关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2003年1月14日，在全省宣传工作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表彰会上，他提出宣传思想战线要打好主动仗。要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组织新闻媒体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在重要版面、黄金时段开辟专栏专题专访，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出一批有深度的社论、评论、言论和理论文章，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平时，习近平同志也要求省委办公厅通过《浙办通报》《今日浙江》等渠道发布工作信息，公告省委省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多次指示我们，组织宣传是办公厅服务省委工作大局的一个重要职能，省委办公厅要把省委的声音及时传送给新闻单位，使各类媒体共同唱响省委的主旋律，推动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当时，中央和省内新闻媒体都想采访习近平同志。因此，凡经他同意的，我们都尽量安排时间。特别对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时政记者周咏南同志给予更多“特权”，许多重要会议和考察活动都安排他参加，很多时候还安排到“一号车”。
习近平同志工作作风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凡是叫大家做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浙江日报》开设“之江新语”专栏就是他这一作风的充分体现。他坚持在4年多时间里为这一专栏撰写稿件，充分体现出他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以正确言论引导社会舆情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风格。
采访组：当时“之江新语”专栏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内容上有哪些鲜明特点？
张曦：“之江新语”专栏相对固定设在《浙江日报》头版左下角的位置，篇幅不大，但设计十分醒目，很有特色。栏目刚设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短评是习近平同志撰写的。后来，越来越多干部发现这些短评与习近平同志近日报告或讲话中的重要内容非常一致，这才明白“之江新语”中的评论都是由习近平同志主笔，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干部和读者关注这个栏目。通过这些短小精悍的评论，他们及时了解了省委书记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进一步深入领会省委的重要部署，更有力地推动全省工作的开展。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取名《之江新语》。
《之江新语》选编的每篇文章，可以说都是习近平同志有感而发、因时而作，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针对性与思想性。就像当年毛主席的瑰丽诗作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一样，习近平同志的这些短文都是他深入田间、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调研的成果，都是他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部署、创造性地推进全省工作的思想结晶。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些文章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闪耀着习近平同志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光辉。
《之江新语》的文章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充分体现了他“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每篇基本控制在300—500字，可读性强；观点清晰敏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形式生动形象，善用比喻与案例，讲道理深入浅出；文风朴实动人，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谋利的意识，老百姓看得懂而且喜欢看。俗话说“文如其人”，现在重读这一篇篇评论，就像当年习近平同志面对面地与你讨论、谈心一样。《之江新语》的内容涉及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方方面面，“八八战略”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循着文章发表的时间线索，不同时期又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但总是围绕着省委中心工作及时发声。2002年10月，他一到浙江就进行密集调研。2003年2月10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调查研究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作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讲话。他在《之江新语》的开篇之作《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就来源于此。之后，他还写了《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等文章。2004年1月29日，他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就“求真务实”狠抓落实问题作专题发言；2004年2月2日，在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上又提出要“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确保完成‘狠抓落实年’的各项目标任务”。随后，他于2月3日、8日、23日、26日、27日及3月3日、8日、18日连续在“之江新语”专栏写下《求真务实要出实招》等八篇文章。2004年5月10日至11日，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紧接着5月17日、5月19日，他连续发表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样是政绩》《要“平安”，不要“平庸”》。2005年7月28日，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他作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提供强大力量》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他于8月12日、8月16日发表了《文化是灵魂》、《文化育和谐》。在2006年10月30日，他又发表了《“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3月25日，“之江新语”专栏同时刊登了习近平同志的2篇短论：《“书呆子”现象要不得》和《追求“慎独”的高境界》。同日出现在《浙江日报》头版的，还有题为《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新华社电讯稿，十分醒目。大家不难推断，习近平同志在调离浙江前夕仍然十分关心“之江新语”栏目。他对全省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是令人感动！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思考。连贯起来学习，《之江新语》又显现出高度的思想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可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天地之大文章”，忠实记录了习近平同志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浙江美术馆就是在他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关心指导建设浙江美术馆，是习近平同志推动浙江文化建设的典型事例，也是他领导作风的生动体现。
众所周知，浙江是个美术大省，宋元明清大家辈出，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涌现出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八五”“九五”期间，曾不断有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设浙江省美术馆的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已将这项工程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建起来，这件事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2002年2月1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中国美术学院，建议浙江建一个一流美术馆。4月29日，省委召开浙江美术馆建设专题会议，议定美术馆馆址选在杭州西湖风景区长桥公园对面、玉皇山麓地带，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省财政拨出专款，由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牵头，成立美术馆建设协调小组。
筹建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开展后，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产生。由于美术馆拟选地址位于规划严控的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内又有省军区通讯连与杭州市的一个停车场，涉及部门众多，动迁工作难度很大，需要省、市和军区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协调，还得积极争取有关专家学者给予有力的论证依据。基建组的同志们为此十分发愁。
记得2002年11月下旬，习近平同志刚任省委书记不久，我趁空隙向他简要报告了筹建美术馆遇到的困难。这件事立即引起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他明确表示新官要理旧事，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并且要切实加快工作进度。基建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精神为之大振。
2003年1月31日是农历除夕，一大早8点半，习近平同志带领省市主要领导及有关负责人冒雨对美术馆拟议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即在就近的柳莺宾馆主持召开会议。他明确指出：“浙江文化底蕴深厚，美术大师和人才辈出，中国美术学院又坐落于杭州市，浙江美术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美术馆建设意义重大，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都很重视。这是一个既定的决策，我们要继续做下去，抓紧工作，尽快实施启动，抓好落实。”
之前，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应该建在西湖边上。他还指出，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
2004年初，美术馆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这时已接近春节放假，省委工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但习近平同志还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关心研究美术馆建设。1月5日，从早上8点半开始，整整一天是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傍晚，会议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即领着所有常委走进隔壁的小会客厅，仔细审看美术馆的三种建筑设计方案图与模型。他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终于“拍板”，确定了由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程泰宁建筑设计事务所程泰宁教授主持设计的充分体现中式建筑风格的方案。
2005年5月15日，浙江美术馆奠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习近平同志宣布奠基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7年底，浙江美术馆顺利竣工，2009年8月正式开馆运行。浙江美术馆从“八五”期间动议至“十一五”期间最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落成，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十分重视和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我到浙江大学工作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是该工程第一期项目。项目的每一个关键点、每一段攻坚期，都离不开习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2005年，为响应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号召，我们经过反复商量论证，于6月8日正式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关于汇编出版两岸故宫宋画藏品的建议。因为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宋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瑰宝，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亟须汇集整理。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先进印制工艺，完整地、高质量地出版宋代绘画集，是国内外艺术界、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迫切要求。浙江杭州是南宋故都，见证了当时的文化繁盛，有责任整理出版宋画。习近平同志接到报告后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同时，他还让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陈敏尔同志与我们研究一下，提出一个推进实现的方案。
在习近平同志直接关心下，第一笔启动资金很快下拨。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浙江大学工作，他不时会关心地问起《宋画全集》项目。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去上海履新前夕亲切接见我，还勉励我们要确保质量完成好这个项目。
2008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座谈会。我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会议，随身带去了赶制出来的《宋画全集》样书稿，会前送给了他。7月17日，我书面向他详细汇报了《宋画全集》的实施情况，同时呈上序言稿请他审定。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审定了序言并批示：“《宋画全集》编纂工作开展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望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12月11日，我去中南海参加由习近平同志主持的高校党建工作座谈会。会后，他问起我的近况，我又向他报告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2008年12月28日，《宋画全集》正式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2010年9月，《宋画全集》按计划基本出齐。9月13日，我写信向习近平同志汇报，建议在《宋画全集》完成后，拓展实施包括《先秦汉唐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在内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9月21日，习近平同志批示：“获悉《宋画全集》出版任务进展顺利，感到很高兴。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各方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收到了这个批示后，项目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十分清楚，做好这项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而难度更大。中国绘画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更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搜集、梳理并高精度地出版这样浩瀚的大型图像文献。大家决心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同志的郑重嘱托。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同志飞抵浙江舟山考察，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第一次到浙江考察调研。26日晚上，他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仔细翻阅“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样书，详细听取了有关工作的汇报。第二天下午，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
根据5月26日晚我向习近平同志请示情况，8月10日，我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工作向他进一步作了书面汇报。8月20日，他给中宣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四位主要领导作出了重要批示。习近平同志日理万机，如此关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作，真是令我们终生难忘！
12年来，这个项目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量心血，充分展示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全情支持，对大规模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他一以贯之尊重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传承的人文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无论在哪一层级领导岗位上，都高度重视并坚持读书学习。请您谈谈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是怎样坚持学习的？
张曦：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习近平同志日常工作的繁忙程度不言而喻，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抓紧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这里我想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与三位学者学习交流的故事。
习近平同志对宗教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98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民宗厅视察检查工作时就强调：“福建宗教问题这么集中，宗教部门要研究，要摸索出规律，探索管理办法。”浙江与福建毗邻，同样有着悠久的宗教历史和门类众多的宗教流派。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后，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2004年初，他决定适当时候召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为此，他在大力推进“八八战略”工作的同时，不断了解全省宗教工作情况，几次要省委办公厅与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相关材料。他说，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各级领导干部要懂宗教、抓宗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宗教工作动态，认真指导和协调做好宗教工作。仅在杭州市，他就专门腾出整块时间带着我们专程走访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与灵隐寺、抱朴道院的佛教、道教界人士交流，到省民宗委听取工作汇报。
习近平同志十分清楚，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为了从认识论层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2004年春节后，习近平同志叫我们联系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约请两位学者深入讲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间各为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先后邀请了浙江大学西方哲学史学者陈村富老师和省社科院中国哲学史学者吴光同志。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来请示事先是否要审稿，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答复：“不审稿，放开讲。”讲解时间安排在4月15日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之前。吴光同志因时间有冲突，当时没有安排上，陈村富老师约定在4月7日。
那天下午3点，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同志和我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进门就与陈老师热情握手，并示意他请坐，然后打开笔记本听他开讲。陈老师讲课经验丰富，他的“开场白”是：“我没写讲稿，没带一个字的书面材料。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调整，也可以是讨论式的，您提问，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就按他事先考虑的方案讲。陈老师从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哲学及其文化背景、所应把握的基本线索、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当今学者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在讲述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化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纠正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念，并重点介绍了《野蛮的欧洲：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后800年》这本书。说到这一段时，习近平同志插话与陈老师交流荷马史诗中说的特洛伊城。当讲到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时，陈老师提到现在高校政治理论课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受教学大纲束缚，围着基本概念、原理和运用题转；另一个是不少教师缺乏哲学史的观念，缺乏文化史和新兴学科的知识。这时张浚生同志插话道：“现在学校的政治课确实是个问题，学生不爱听。”习近平同志点头表示：“这个问题要研究。”陈老师是福建龙岩人，他的福建“普通话”让同是福建籍的张浚生同志听起来也有些吃力，但习近平同志笑着表示听得懂。他给我们解释，过去他已经看过不少西方哲学史著作，对这些专业术语都很熟悉，加上他在福建工作生活17年多，接触过各地方言。在轻松愉快的交流中，原定两个小时的课程陈老师不知不觉讲了近两个半小时。事后，陈老师告诉我：“大凡开设过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老师，凭借多年形成的职业本能，就能对听讲人的专注度、理解力、学问功底和特点，做出一定的判断。习书记这位‘特殊学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笔记比我们在校的研究生都勤快、认真。从他的落笔和表情，可以推测他不仅记要点，而且关注我提供的破除旧观念的新信息。”
虽然全省宗教工作会议前没能安排上听吴光同志的介绍，但习近平同志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让省委办公厅联系，最后把讲课时间确定在6月6日。那天下午3点，吴光同志来到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重点介绍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哲学的定位、特色与时代性问题；二是“浙学”的内涵、当代定位及其现代价值。同时，吴光同志对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同志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做笔记，偶尔插话交流，如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的多层含义，“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等等，还询问了省社科院办公用房等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了如指掌。每到基层调研，总会不时与大家聊当地的人文掌故，一次他提起唐代义乌籍诗人骆宾王，还诙谐地给我们讲：“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平时，他对南宋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浙东学派”以及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和著作也十分重视。他曾说，王阳明以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是有清一代浙江学人理性自觉、思想解放、富有创新的最重要代表；而从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则可以看作浙江学人反对空话、务实创新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学术宣言。2006年4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专门向会议组委会发去亲笔签名的贺信。
2006年初，我全职在浙江大学工作。三四月间，省委办公厅来联系，要求推荐一位老师给习近平同志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我们上报备选名单后确定为郁建兴老师。因习近平同志临时有重要安排而两次改期，最终定于7月13日下午两点，在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听讲。郁老师讲完回来后，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他向习近平同志介绍了四部分内容：辩证法的起源、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他先讲了辩证法的语言学起源和它的存在论起源，花了较大篇幅讲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然后又介绍了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哲学家卢卡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中坚人物哈贝马斯，还有美国当代思想家詹姆逊等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郁老师讲了两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又与他讨论了大约40分钟，并了解了当前国内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时隔多年，参与过这三次小型学习交流会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好学，对相关知识有长期的积累；学习交流前，都是“有备而来”，不仅听得格外认真，边听边记，而且还不时结合浙江实际和自己的思考，提出各类问题与他们探讨。种种情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习近平在浙江（五）：
“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又强调狠抓落实”（下）
2021年03月08日07:33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张曦，1945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2000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3年2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4年7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5年12月，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11年3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5日初访，2020年6月16日补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作为省委书记，有哪些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曦：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初到浙江任职，2003年7月就提出“八八战略”，“八八战略”从酝酿到出台仅仅9个月时间。9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已经永远铭刻在浙江的历史上，铭刻在浙江人民的心中。习近平同志讲过：“一个高明的领导，讲究领导艺术，知关节，得要领，把握规律，掌握节奏，举重若轻。”“八八战略”决策迅速形成并成功实践，正是习近平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发挥“一把手”作用。在他看来，“一把手”既是领导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又在领导班子中处于关键位置，负有重大责任。“一把手”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是一个地方和部门贯彻中央大政方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第一责任人，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他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站在战略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进一步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善于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面对快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习近平同志经常对我们讲，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要把浙江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中去考虑谋划，要抢抓机遇期，不能错失良机。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示范带动作用。他在一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讲话指出，人格魅力是领导干部人品、气质、能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党的干部所应具备的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等优良品质的外在表现。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但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力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身模范作用好，人格魅力强。他要求省级领导干部注重身体力行，以自身人格魅力给人们以思想上的正确引导和行为上的良好示范，在领导工作中靠前指挥，在钱物使用上严守规定，在用权用人上坚持原则，在处理问题上公道公正，在解难帮困上尽心尽力，在工作作风上求真务实，在生活待遇上不搞特殊化，在团结共事上胸怀坦荡，努力树立自身过硬、组织信赖、下级钦佩、群众拥护的良好形象。
习近平同志严格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经常对我们强调：事业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是4700万浙江人民的事业，领导是集体领导，工作思路是集体的贡献。凡属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问题，包括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情等，都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去办。但由于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不一，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水平也不尽相同，在讨论问题、作出决策时自然会见仁见智，发出“多种声音”，而这正是坚持集体领导、形成科学决策的基础。他还带头表态，作为省委书记，愿与大家共勉，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好“一把手”的班长作用方面带好头，起好表率作用。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班子团结，认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发挥出整体合力。2002年11月23日，他在任省委书记后第一次主持的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就对我们提出要求：“要自觉增强党性修养和团结意识，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2003年7月10日，他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道：“团结是班子建设的重要问题。讲团结是讲政治、顾大局的表现。”“加强团结，‘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应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善于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善于团结各方面同志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善于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防止和克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和各行其是。”2003年11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新任市县党政“一把手”民主集中制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作为各级党政‘一把手’，都要补台而不拆台，你落下的我主动捡起来，你不足的我主动补上去，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演一台‘二人转’的好戏。”要“用真诚赢得大家的理解和信任，在合作中加深了解，在共事中增进团结，以坚强的党性、良好的作风、规范的制度和人格的魅力抓好班子自身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亲临一线，指挥在前，特别是对公共突发事件应对有序，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靠前指挥。他说：“领导干部在急难险重等关键时刻，应该冲在最前列。”刚到浙江工作那几年，浙江自然灾害频发，各种突发事件纷至沓来，他带领浙江干部群众抗击非典疫情、防台抗台以及抗大旱，那种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的神态语调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如2003年4月19日，杭州临床确诊3例输入性非典病例，这是我省首次发现非典病例。习近平同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及时对抗击非典作出决策部署，并带着我们先后视察了省武警医院、省疾控中心等单位。视察期间，他与每一位传染病实验室人员握手，向他们表达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在划定隔离点的次日，他亲临察看，逐一慰问医务工作者和被隔离居民。在那样的特殊时刻，习近平同志亲临一线，对浙江人民抗击非典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2004年8月，台风“云娜”登陆浙江，这是在浙江登陆的最强台风之一。8月11日，习近平同志正带着我们在金华考察调研，一接到“云娜”可能在浙江登陆的报警，他当天下午立即赶回杭州。从8月11日晚上到8月13日，他4次前往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亲自指挥部署防台工作。他说：“海上渔民有8.2万人，要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他们；近海滩涂养殖人员12.5万人，这批人很多是民工，哪里知道台风有多大威力，必须转移。”围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不死人，少伤人”目标要求，浙江牢固确立了“生命至上”的防台宗旨，至今为沿海各省（区、市）广为效法。
习近平同志做事总是有一股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气神。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12个小时以上。除了日常工作，还经常会有突发情况需要处理。尽管如此，习近平同志对于定下的计划一定会千方百计完成。2004年3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的文章中写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良好的精神状态，能极大地激发人的智慧和潜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从而克难制胜，成就事业。”他认为，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领导干部在工作顺利的时候，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并不难，难的是在面对众多矛盾和问题时、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他时常鼓励我们，面对矛盾和困难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要有大无畏的气概，要有克难攻坚的勇气。
习近平同志十分注重工作方法。他每日在繁忙的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就是因为他深得要领，把握规律。2005年4月27日，在参加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时，他讲道：“我经常说，这么多文件，全部看是‘官僚主义’，因为这样就被文件套牢了；全部不看也是‘官僚主义’，因为这样会漏下许多重要的信息。正确的方法应当是精读和泛读相结合，这方面省委办公厅也要帮助把把关。省委办公厅还应从提高工作效率、厉行节约的角度，减少和控制文件数量。关于‘会海’问题，大家反映也比较多。今后要采取措施，建立健全会议审批制度，从严控制，尽量减少，并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率。”
习近平同志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不仅体现在模范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守党的纪律等大的方面，他在小事小节上也严格要求自己。2004年3月20日，他发表文章指出：“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小事当慎，小节当拘，确是对领导干部的金玉良言。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懂得是非明于学习、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腐败止于正气的道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崇尚节约，反对一切形式的铺张浪费。现在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就已有类似的要求。2004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丽水调研时指出：“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两个务必’和‘为民、务实、清廉’教育，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和纪律，做到严以律己、廉洁自律，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行为，坚决制止名目繁多、没有实效的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严格控制茶话会、联欢会等活动数量和规模，不组织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拜年互访活动，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力戒浮躁之气，奢靡之风。”2006年1月24日，他在省委办公厅系统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张纸、每一粒粮，尽自己所能节约每一点资源；要自觉抵制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不奢华、不浪费、不攀比，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意识深入人心。”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亲临一线、指挥在前，特别提到他2003年指导浙江抗击非典的情况。17年后，他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鉴往知来，看到我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越发让人想知道他当年是如何具体指导浙江抗击非典斗争的。请您展开讲一讲。
张曦：17年前我们遇到的非典，是人类在21世纪发现的第一个烈性传染病。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发现国内首例非典病例，随后，疫情蔓延到中国大多数省份。2003年4月下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华北5省区市疫情严重，蔓延趋势不可预测。当时浙江虽然还未发现疫情，但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对外交往广泛，人口流动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进入浙江的流动人口有8万人左右，特别来自疫情较严重地区的就有近8000人，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浙江存在发生输入性疫情的极大威胁，疫情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习近平同志很早就洞悉了非典疫情对浙江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亲自指挥、精心部署，带领省级各套班子的同志，统筹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听取专题汇报，对大家说：做好非典的预防、治疗和控制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确认识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动员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打好非典防治工作这场硬仗。要切实把非典防治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要研究制定有效的应对预案和防治措施，加强对非典疫情的监控、检测，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卫生检验和疫情预防工作。在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下，全省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好了“迟早要打一仗”的充分准备。
全省各地科学、规范、有序开展防治工作，省里制定下发《关于加强春季传染病防治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及一系列工作文件，举办各类业务技术培训班，开通24小时春季传染病咨询热线电话，积极开展科普宣传教育。4月7日起，全省实行每两日疫情及防治工作报告制度；4月14日开始，实行每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机场、车站、码头等设立密切接触者留验站。积极储备各类必需物资和药品、器材设备。为严防国内个别地区曾发生过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省卫生医疗部门还购置了十几套高防护等级的防化服。
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亲自部署的全面严防严控措施十分必要、非常及时。自3月份以来，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舟山等地先后共报告21个可疑病例，虽均被一一排除，但各地在反复演练、实战中不断堵漏洞、补短板，得到锻炼，为及时发现疫情并有效遏制其蔓延赢得了主动权。
采访组：针对浙江当时出现的非典确诊病例，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哪些指示和要求？浙江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
张曦：2003年4月19日，杭州出现首例非典临床确诊病人。22时30分许，专家们向习近平同志等省领导汇报病情，习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专家建议后当机立断，作出事关全省抗击非典战役全局的5点重要指示：抓紧确认病人病症；全力救治病人；果断采取严格的隔离、留验、消毒等措施；全面启动应急预案；疫情确认后，迅速上报并及时对外公布。
20日凌晨0时20分，浙江省向国家卫生部汇报有关情况；凌晨1时许，杭州市非典防治应急预案启动；凌晨3时许，浙江省第一号《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公告》审签；一辆特殊装备的救护车载着3位非典病人转入市六医院；5时前，杭州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对确诊病人近期接触过的2个单位、5个生活小区、425个居户、1342位市民全部实施隔离；6时，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播发省第一号公告；10时，杭州电视台各频道以5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紧急插播滚动字幕消息。
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精神，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杭州市率先在全国采取多个非常之举：如第一个对所有与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触者全部实行隔离；第一个果断对320多家影剧院、歌舞厅、卡拉OK厅及人防坑道等场所实行临时停业；第一个控制全市药品经销单位销售发热、咳嗽药品，等等。
2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办公会议。随后召开省级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非典防治工作协调小组转为省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
4月21日，习近平同志深入杭州市防疫一线，先后来到小营街道老浙大直路隔离点、城站火车站、铁路杭州医院、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潮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警杭州医院等处，察看疫情，检查各项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并充分肯定杭州市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工作。同时，他反复强调“人民健康高于一切，领导责任重于泰山”，“要做好预防工作，不让其他人感染”，“要全力保护好医务人员”。
从这一连串的事实和数据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紧急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说，当时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全省上下紧急行动，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了严密有序的群防群控、联防联控体系，构筑了一道牢固的“防疫大堤”。2003年上半年，国内24个省区市、266个县和市（区）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浙江省仅有4例输入性非典临床确诊病例，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二代传染病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发生交叉感染的省份。浙江防治工作多次受到来浙考察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非典防治工作督查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专家组等高度评价，称“浙江防治非典打了个漂亮仗”，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浙江经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就提出要坚持应对疫情和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的要求，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早在省内出现非典疫情之前，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强调“两手抓”的重要性。4月14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一方面要切实把非典防治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毫不放松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非典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同志又强调：“坚持防治非典和促进发展两手抓，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5月22日上午，杭州市宣布西湖区蒋村最后一处非典医学留验点住户解除隔离，标志该市抗击非典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志不失时机地召开全省“抗非典、促发展”电视电话会议，指出非常时期促进经济发展要有非常之策，非常之策在于非常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加强分类指导，鼓励、引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变。
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困难企业，指示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省政府下发《关于防治非典期间对部分行业采取扶持政策的通知》，决定5月1日至9月30日对全省饮食、旅店、旅游业、娱乐业、集贸市场、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及司机等企业和个人，实行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部分税收的减收、免收或减征、免征。省里还决定对旅游、宾馆、饭店的用电、用水、用气实行与工业企业同价的政策，对旅游业实行缓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动员商业银行及时对暂时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等。
他还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帮扶工作，强调要扎实做好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积极采取多种办法，尽力解决因疫情影响而下岗失业的人员和回乡后返城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对因防治非典导致部分企业职工和个体经营者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要及时纳入低保，切实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扩面工作，完善基层劳动保障工作网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深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研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各级各部门大力扶助和推动下，浙江人敏锐把握市场需求，努力发掘新商机。全省许多中小型企业顽强拼搏，经过紧急改造，转产市场紧俏的产品，如服装纺织业转产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用品；一些传统产业趁势加快转型升级；电子商务的机遇因非典而放大，一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市场网上交易异常火爆，物流配送快速发展。非典还催生了专业消毒公司等一些新企业。全省上下努力克服非典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到年底，浙江省经济社会各方面健康发展，国民经济主要增长指标继续在全国保持了领先地位。
采访组：在领导浙江抗击非典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思考与实践还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曦：在浙江抗击非典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不仅在疫情高发期妥善应急处突，有序有力指挥，而且在疫情后期非常注意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高瞻远瞩提出要以此次疫情为鉴，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他指出，非典疫情灾害的发生，进一步暴露出浙江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表明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均面临着严峻挑战。非典疫情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公共卫生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是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2003年9月25日，全省抗击非典先进表彰大会暨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我省卫生工作历史上前所未有。习近平同志以《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加快推进卫生现代化进程》为题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卫生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建设，切实加强领导，把公共卫生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公共卫生建设的良好格局。
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实一件事，赢得万人心。他提出建设卫生强省的工作目标，推进公共卫生建设的各项工作，努力建设一个全覆盖、高效率、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从根本上构筑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防疫大堤”。
联系17年前的场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使得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展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对卫生事业一以贯之的关注和重视，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问题的关心与惦念。
采访组：听您刚才讲到习近平同志参加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的支部组织生活会，他是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的。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既自觉做到党对高级干部的各项要求，同时又按照中央对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的要求，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支部活动。当时，他的组织关系在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因此他每年再忙也要参加省委办公厅一年一度的总结表彰大会，并挤出时间参加综合一处的党支部活动。大家学习什么、讨论什么，他也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在浙江工作期间，特别是头几年他为尽快全面、深入掌握浙江省情，几乎天天带着我们跑基层，开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每天都与办公厅的同志们在一起。习近平同志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律己待人的榜样！
2003年2月12日，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参加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的组织生活。他一见面就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这是一个组织观念问题。他说，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是党章的规定，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加强个人党性锻炼的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到所在支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首先必须摆正位置，处理好党内职务与普通党员的关系。即便有时因为公务关系不能参加支部活动，也要按规定请假。那天支部学习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办公厅年度总结表彰大会精神，习近平同志和大家一起进行了学习，勉励大家要加强调研。
后来，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参加综合一处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和支部其他同志交流思想、进行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交流思想和体会。2006年12月30日，他离开浙江之前最后一次参加综合一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还是和以往一样指出：“今天我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我们支部的组织生活会。领导干部应该有普通党员的意识，过好双重组织生活。这次组织生活会还同大家的工作结合起来，研讨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这与抓党建促工作的要求也是相通的。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讨论和沟通，交流一些体会，共同推动工作。”他在会上与大家交流做好文字工作的体会，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领悟精神，讲究准确；二是要严谨简约，力求精练；三是要善于积累，学以致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在您看来，他在浙江工作期间都有哪些具体体现？
张曦：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有着最深厚淳朴的感情。他经常对我们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人民最可亲最可敬。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个有作为的人最高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追求。”
他第一次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之初，就提出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政府前面有‘人民’二字，始终将政府的工作目标定位在全省人民的利益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知民情、重民意、尊民心、惜民力、急民需、解民忧，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实利、求实效，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过去我这样要求自己，现在仍这样要求自己。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间，我一直将‘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多做有益人民的事’作为自己从政的理念之一，现在和将来我仍要这样做，请大家监督。”
2003年12月30日，他带着我们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说：“‘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牵动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他还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2004年1月8日，他在丽水调研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得民心的好事实事，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实实在在地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2004年8月6日，是杭州入夏以来的第31个连续高温日。当天上午，他冒着酷暑，到西湖文化广场建设工地，慰问在高温下坚持一线作业的民工。他与正在扎钢筋的民工一一握手，送上矿泉水和毛巾等防暑降温品，关切地询问民工施工、生活和防暑等情况。他来到民工食堂，关切地问：“天气这么热，民工兄弟吃得怎么样？”看到餐厅干净整洁，摆有10多种蔬菜和鱼、肉等，他询问工作人员：“每天都能有这么多菜吗？价钱贵不贵？高温天气民工出汗多，能不能多提供一点饮料和汤类？”工作人员回答说，民工一天花不到10元钱，就能吃饱吃好，汤是免费的。习近平同志又特别关照：“要确保饭菜卫生”，“多煮点绿豆汤”。从民工食堂出来，习近平同志径直走进民工宿舍察看。他一再叮嘱随行的施工单位负责人：“民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我们更要关心、爱护和体贴他们。要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高强度作业，确保民工健康，努力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习近平同志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作风首先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多次情不自禁地讲起在延安插队时与群众打交道的一些亲身感受，也时常对我们说：“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对人民群众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基础，成为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群众对干部的评价。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满意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最好褒奖。2003年11月24日，他在《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一文中指出：“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一点‘影’、留下一点‘声’、留下一点印象，就要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而绝不能靠作秀、取宠、讨巧，博取一些廉价的掌声。”他还多次指出：“认真实施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同志坚持把帮扶困难群众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他早年亲身经历过各种磨难，吃过各种苦头，正是这些艰苦岁月的磨砺，使他从内在朴素的感情上深深体会到困难群众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他经常对我们讲：“做好帮扶工作，关键是各级领导的心中要时刻装着群众。”2004年2月6日，他在省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真正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主动地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尤其要深入到困难多、群众意见多、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上访的困难群众。2005年2月3日，他在省委办公厅总结表彰大会上讲到：“做好信访工作，重要的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火热心肠。大部分到省里上访的人，最起码他自己认为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需要党和政府为他作主，帮助解决问题。这里的复杂性就在于，有的确实是有冤有苦；有的则是他自以为有冤有苦，实际上于理于法都不符。因此，我们的信访干部要怀着火热的心去接待信访群众，认真甄别，妥善处理。对那些真正有冤情的，要为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对那些无理上访的，要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必要时通过执法部门来协助解决。”
习近平同志还格外牵挂贫困偏远山区的农民。2003年年底他到泰顺的考察，就是典型例证。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泰顺一直以来都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之一。泰顺的县情有几个特点：一是“最高”，县城海拔约500米，全省最高；二是“最南”，县域与福建交界，全省最南端；三是“最远”，十几年前汽车到泰顺据说要绕过999个弯，虽然交通条件极大改善，但仍是全省到杭州、温州最远的县；四是“最贫”，脱贫之前县城找不到一块足球场大的平地，一只青蛙一跃跳过三丘田，当时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为全省人均的三分之二左右。对于最穷最远的泰顺县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时刻挂在心上。2003年12月10日到12日，他带着我们陪同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到宁波、温州考察。一结束，就立即从温州转到平阳、苍南等县，一直调研到15日。其中14日去了一直想去而未去成的泰顺。在开座谈会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下山脱贫是推进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务必抓紧抓好。在实施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下山农民的出路问题，让他们搬得下、富得起。
习近平同志讲过：在日常工作中，有一类干部“眼光敏锐，见微知著，‘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开展工作有板有眼，纵横捭阖，张弛有度，‘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展现出如此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以自身非凡的人格魅力、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心系群众的执政理念，使得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为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采访组：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在日常交往中是怎样与身边人打交道的？
张曦：习近平同志为人处事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平时，他常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心得体会和一颗平常心与大家谈工作、谈思想。他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非凡的凝聚力，基层干部和群众同他一接触，马上会与他发生共鸣和互动，十分愿意向他掏心里话。
我先谈谈他与老同志的交往。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老同志，非常重视老干部工作。他刚到浙江后的头几天，白天及几个晚上都安排了工作。即便如此，从2002年10月13日晚到18日晚，他仍然挤出4个晚上看望了7位正省级老同志，认真倾听他们对浙江省情的介绍和工作的建议。他经常给我们讲：“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特殊群体。”“做好老干部工作，就是在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的工作”。“八八战略”中关于“发挥八个方面优势”的内容，就充分蕴含了习近平同志对历届省委、历任老领导历史贡献的由衷肯定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光大。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6个年头，每年都会出席正省级老同志座谈会、副省级以上老同志通报会、省直老干部迎春茶话会，走访慰问老同志，会见已故副省级以上老同志遗孀，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虚心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老年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到浙江不到3个月，2003年1月8日，他就出席了浙江老年大学新校奠基暨开工仪式，之后又两次在老年大学作形势报告。2003年11月，他在老年大学作报告，一开头就说：“这个报告会，原来安排在4月下旬，由于非典影响推迟了；今年的重阳节和老年节又适逢国庆长假；今天一是看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二是向大家通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可以想见，他在异常繁忙的工作中是如何挤出时间专程来作这个报告的。2005年11月2日，他到省委老干部局调研时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不仅要常抱敬老之心，还要善谋为老之策，多做助老之事。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为先、服务为本，明确工作重点，落实各项措施，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老干部，思想上关心老干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使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不断提高对老干部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这几年，我参加省里一些老同志的活动，很多老同志会不时讲起当年习近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习近平同志做事总是“有头有尾”。2007年3月25日，中央宣布习近平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决定后的第二天，他又去看望了在浙的正省级老同志，与他们一一话别。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与许多老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习近平同志非常敬重这些老同志，只要有他父亲的战友或战友的遗孀来浙江，他都会去看望。2003年8月26日至28日，他率代表团到青海西宁等地考察，在满满的日程安排中还是抽出时间，请青海的同志陪同他专程探望父亲当年的老朋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老母亲。
对于曾经和他一起并肩奋斗共事过的知青、同学、战友、同事，习近平同志十分珍惜与他们的情谊。在浙江期间，每当有陕西、河北及福建等地的同志来调研或看望他，无论他工作多忙，都会抽出时间见他们。有时白天没空，就赶在清晨或晚上去见。在看望他们的来回路上，习近平同志会情不自禁地与我们讲起那些难忘的往事。他很念旧情，同时又坚持原则。他提醒我们：接待时要有原则，万一有提出不合理要求的，要做好工作，决不能碍于我的面子随便答应。回想当年，其实我们从没有碰到过他提醒的这种“万一”的事。因为凡与他工作或交往过的同事、朋友，谁都知道他待人真诚，但也从不违背原则。
习近平同志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非常真挚的。彭丽媛同志在北京工作，偶尔才来杭州，省委办公厅就成了习近平同志的“家”，我们几乎天天都与他在一起，他总是那么亲切地关怀大家。下基层时发现有同志生病了，就嘱咐及时休息，回到驻地还关心地问他吃过药没有。在我印象中，习近平同志除了在大会上严肃要求大家之外，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地批评过某个人。跟随他工作的日日夜夜，虽然任务繁重，标准很高，但大家都觉得很快乐。
采访组：浙江大学是习近平同志的联系单位。您调任浙大党委书记后，他曾在浙大主持了一次省委常委会，请您讲讲这段经历吧！
张曦：就我所知，解放后在浙江省委常委会的“会议史”上，极少有在省委大院外召开常委会议的。习近平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在外面召开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为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在宁波召开的。还有一次就是2005年9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现在的浙江大学是1998年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而成。中央和省委一直对新浙大寄予厚望，为使浙大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和省里在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2004年7月，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同志因年龄原因退出领导岗位，组织决定调我到浙大工作。调任前，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到浙大先做好调查研究，有困难找我，条件成熟时我到浙大开一次会。”我调到浙大后，立即深入各院系各部门调研。几个月下来，对浙大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2005年9月23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带领全体省委常委及相关人员来到浙大。这是他第十四次来浙大。大家首先参观了浙大“西迁办学历史陈列展”。习近平同志走到浙大西迁广西宜山的图片前，停住脚步，对各位常委讲，当年国难当头，国学大师马一浮写出“树我邦国，天下来同”的校歌歌词，很有深度；看到浙大师生协助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至贵州地母洞的图片前，他又停下来给大家说，他曾在报纸上读到过详细的事迹，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浙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参观浙大学者学术成果的“浙大文库”时，他介绍了词学大师夏承焘的籍贯，还讲了著名敦煌学研究学者姜亮夫的成就；步出文库时，他又对身边的同志说，百年浙大“桃李芬芳”，强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参观之后，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他先是听取学校的汇报和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发表讲话。他说，浙大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百年高等学府。在100多年的历程中，浙大大力发扬求是学风，切实履行育人责任，桃李芬芳、硕果累累，不愧是科学精神的弘扬者、优秀人才的培养者和人文精神的薪火相传者。四校合并以后，浙大很好地把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学校的教学、科研、改革、发展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各项办学指标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稳步迈进。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教育部都对浙大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省委省政府对浙大的工作也是满意的。
习近平同志讲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在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既要看到内在基础坚实、外部条件较好、面临机遇难得、发展前景很好，也要看到挑战依然存在、困难还有不少、任务十分艰巨。浙大必须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目标和“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总要求，锁定目标不动摇，加快步伐不停顿，扎实工作不松劲，坚定不移地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他展开讲了四个问题。首先，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要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把“培养什么人”作为根本性问题，把“如何培养人”作为高校的永恒主题。要牢固树立“学校教育、育人为本”的指导方针，把育人放在高校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融入各个方面，灌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各个环节，努力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
第二，要师资为基，人才强校。浙大提出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从一定意义上，重点是“强师”。一流大学的标志，不在于一流的大楼，而在于一流的大师。要坚持引进和培养两手抓，用超常规的办法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大师和重点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设一批特别能战斗的创新团队和优秀群体，特别是要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
第三，要发挥优势，特色兴校。浙江大学生于浙江、长于浙江，浙江的自然环境、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俗民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对浙江大学形成特色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为浙江大学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带来了良好机遇，可以说这也是浙江大学的一大优势所在。要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学科优势，既包括通过推进各学院、各部门开放式办学和开放式科研，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优势互补，从而发挥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又包括在文史哲或理工农医等一些学科上达到国内顶尖，甚至世界一流。
第四，要服务社会，合作办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为浙江发展服务，是完全统一的。“立定脚跟，背后青山飞不去”。只有更好立足浙江，才能更好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浙江全省上下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浙大显身手、作贡献、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众多的机会。
会议快结束时，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省委和杭州市过去制定的支持浙大的政策不变，对于省内其他高校在高教园区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同样给予浙大。相信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省委省政府和杭州市委市政府对于浙大的支持力度将不断加大。
那次省委常委会后，习近平同志又以大量具体实在的措施支持浙大发展。学校党政办公中心和各学院相继搬进成为主校区的紫金港，西区成功征地2660余亩，为浙大的融合发展发挥了更大作用；学校先后建成84万平方米的教职工住宅，大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杭州市给予浙大在征地补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一一到位，学校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在浙大人看来，这次省委常委会，是省委领导集体的现场办公会，更是一次加快推进浙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动员会和誓师会。会议结束后，全校上下立即召开各类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校班子和广大师生纷纷表示，习近平同志为浙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绘就了美好而又清晰的蓝图，我们一定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2007年3月24日，中央宣布习近平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26日，习近平同志给浙大写了一封满含深情的信。他高度肯定了这几年浙大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又写道：“浙江大学是我的联系单位，我始终牵挂着浙江大学的发展和进步。我每年都会到校园里走一走，与师生们聊一聊。浙江大学对我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在此谨表感谢。因日前中央决定调我到上海任职，未能与广大师生见面话别，借此表示问候。”最后他又热情地勉励我们：“祝愿浙江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走进高校及党校作报告。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对高校和党校工作非常关心重视，不仅经常到学校考察调研，更与师生、学员深入交流。记得他刚到浙江就给我们讲，每年争取到大学或党校作一次报告，时间可以安排在开学初。从2003年到2007年，习近平同志连续5年为高校和党校师生作过5场报告或讲话，每一次都是高度重视、充分调研、精心准备，报告会前还会通过分管省领导、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以及学校等多个渠道多种途径，详细了解高校及党校的最新动态和师生关心的问题。
第一次是2003年9月28日，新学期开学不久，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与同学们交流国内外形势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特别详细介绍了“八八战略”。报告会快结束时，他说，浙江是个干事业的地方，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也是人才成长的好地方，为大学生施展才干、实现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很多同学听了这场报告，都萌生了毕业后留在浙江发展的想法。
第二次是2004年9月7日，习近平同志来到省委党校，在秋季开学典礼上以“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主题发表讲话。当时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严肃处理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问题，轰动全国。他针对一些干部中出现的畏难情绪指出，领导干部追求和创造政绩，应该符合实际、遵循规律。要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一系列重要举措，切实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要坚持局部与全局相结合，巩固和发展全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就全国而言，浙江是局部，浙江必须服从全国这个整体；就浙江而言，各市县、各部门又是局部，要服从全省这个整体。他通过这场报告，进一步引导来自全省各地的许多县（处）级干部学员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从而振奋精神，迎难而上。
第三次是2005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围绕“理想·价值·人文精神”，作“同大学生谈人生”的主题报告。他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家庭的期待，希望同学们珍惜校园的学习和生活，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真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他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以精辟的理论阐述和真切的人生感悟，语重心长、深入浅出地给大学生传授做人的根本道理，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和深刻的人生课。
第四次是2006年9月27日，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以“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浙江精神”为主题为师生们作形势报告。他指出，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浙江精神是在浙江这块丰厚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浙江人共同奋斗的结晶。作为浙江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求是精神”，是百余年来浙江大学办学理念的浓缩和凝炼，是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归依”崇高追求的高度概括。“求是精神”不仅是浙江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省教育科技战线乃至全省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扬光大浙江精神和“求是精神”。
第五次是2007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以“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做践行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带头人”为主题作了报告。根据他的指示，之前省委专门下发通知，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出部署，省委常委会在春节前又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全面检查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向，推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作风建设。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省里又全面部署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这次在省委党校作报告时，习近平同志结合个人的学习、思考和体会，要求领导干部经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住自己，也要在日常小事和生活细节上守住底线，确保“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切实做到慎独、慎欲、慎微、慎交友。这场报告给党校老师和学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报告会结束后，习近平同志都叮嘱我们，一定要了解老师和同学们的真实感受，要通过各种方式听取大家的反映，广大师生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想法要吸收到制定高校的政策中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作报告是什么样的风格和特点？
张曦：习近平同志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作报告往往通过生动的故事把问题讲清讲透。他常常即兴发挥，既讲古人的故事又讲当代人的故事，既讲外国人的故事又讲中国人的故事，既讲别人的故事又讲自己的故事，每次报告都是语重心长，娓娓道来。我就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2005年为高校师生作报告的情况。
在与大学生谈人文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谈到《大学》《孟子》《资治通鉴》《思想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讲到列宁、斯大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爱因斯坦、曹操、杨万里、狄仁杰、三刘（刘邦、刘秀、刘备）、郑和、林则徐、李鸿章、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中外名人，讲到项羽和刘邦争霸的故事，讲到钱塘堤官和定海三总兵事例，讲到浙江大学西迁的艰苦历程。他用历史人物的故事勉励学生们要从年轻时起培养一种人文情怀，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一个“大写的人”的概念，说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最卓越的教育家之一，曾两度担任北大校长，毕生倡导美育，主张文理沟通、“五育”并举。毛主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心目中的培养目标，就是一种“大写的人”，一种全面发展的有着健全人格的人。习近平同志希望当代大学生也要做这样的“大写的人”，当代育人者也要把培养“大写的人”作为立学目标。
在鼓励大学生培养宽容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讲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他说，记得《资治通鉴》里记载，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著称。有同僚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后来狄仁杰升了宰相，也有看轻前任的意思，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娄师德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就问狄仁杰：娄师德有德才吗？狄仁杰说不知道。武则天又问：娄师德有没有知人之明？狄仁杰说不见得。武则天就说，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举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后来也成了一代名相。
在鼓励大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习近平同志讲到，宋人杨万里有一首登山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他说，人生在世，就如登山，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面临各种考验。特别是对大学生来说，既会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喜悦和鼓舞，又会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焦虑和迷茫。有的人在迷茫中走向邪路，有的人在挫折前失魂落魄。因此，关键要有一种信念来支撑自己、把握自己，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再好的环境照样会走弯路。
在讲到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共同理想时，习近平同志讲到，相传释迦牟尼曾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弟子们面面相觑，答不上来。释迦牟尼说：“把它放到大海里去。”个人再完美，也就是一滴水；一个民族的理想就是汪洋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谈到责任感时，习近平同志要年轻人对自己负责，对自己怎样成人、成才，做人、做学问负责。他引用梁启超的话勉励同学：“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于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他像家长一样，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要对亲人负责，懂得怎样去关心、爱护自己的亲人，懂得怎样去减轻和分担父母的种种负担和忧虑，懂得怎样以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来增添亲人的喜悦与家庭的欢乐，当时很多同学听了都非常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在与大学生谈“弘扬浙江精神”时，一定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请您也介绍一下2006年那次形势报告吧。
张曦：习近平同志2006年为浙大师生作的那场形势报告，简直就是一部关于浙江文化简明扼要的生动教材，让人听了能够自然生发出对浙江的热爱。
在谈到浙江文化精神时，习近平同志深有感触地说道：“浙江的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浙江文化是引领和推动浙江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是我到浙江工作后体会特别深的一点”。他希望同学们对浙江文化能有深刻的了解，他在报告会的开头说道：“在座的各位同学，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人，有的是从外地考到浙江的大学来学习。不管是不是浙江人，现在浙江的大学里上学，很多人都会向你了解：‘浙江怎么样？’这一句话很简单，但要回答好这句话，就不一定容易，因为从你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你对浙江到底了解有多深。”习近平同志给大家讲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如在讲浙江人兴利富民始终坚守讲义守信的品行和操守时，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浙江人笃信‘义利双行’‘义利并立’‘以利和义’的信条，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全国闻名的百年老店胡庆余堂，大堂内挂着的是‘戒欺’的牌匾，告诫员工牢记诚信经营；大堂外挂的是‘真不二价’招牌，接受客户的评定监督。浙江工商业者一向以其勤勉诚信的优秀品行，开银行，办企业，建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宁波帮创下了50个全国第一的骄人业绩，湖州商人中产生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狮狗’的工商巨子。”
在讲浙江人谋发展求富强始终不忘和谐发展时，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民族向来有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共同情怀，与人、与己、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进的发展理念在浙江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我们观览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那些驯服的猪羊、矫健的飞鸟、颗粒盈实的稻穗、生机蓬勃的花卉、如火如荼的太阳等纹饰、雕刻，不难感受到河姆渡人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和融入自然的美好情愫。白蛇传中人妖爱情的感人，梁祝故事里双人化蝶的美幻，无一不是这一情怀的民间表达。浦江郑氏义门十五世同在一堂，历宋、元、明三代，长达330余年，孝义持家，名冠天下，被赞为‘江南第一家’。这可以说是人我共生的典型注脚。现代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马寅初高度重视人口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大声疾呼要根据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其实质也是追求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讲到浙江人“刚正坚贞、坚韧不拔”时，习近平同志说：在国家危难、大厦将倾之时，总有刚正坚贞的浙江人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以身殉国：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忠臣方孝孺不畏强权；名将戚继光勇抗倭寇；大儒刘宗周绝食殉国；张煌言抗清不屈；“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披甲上阵；更有“鉴湖女侠”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骨头最硬的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对青年却“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谈到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时，习近平同志说：善于用文化的内涵包装和经营产品，是浙江人以文化的方式发展经济的首要特征。比如，浙江人善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产品是如此，城市也是如此。“经营城市”的理念在浙江已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规划建设，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拓展等更为复杂、更为深奥的内容。在文化兴市的理念下，有了乌镇、南浔、西塘等“江南水乡”的韵味，有了临海“江南长城”的复古，有了绍兴、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兴盛……也有了旅游业带来的成千万上亿元的收入，以及由其凝聚起的“人气”和经济景气度。
再如，讲到诚于合作、敢于闯荡、善于发展的“浙江人经济”时，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伊始，浙江人做生意四海为家，坚信生意无地域，市场无疆界，只要有钱赚，管它东南西北中。于是乎，大江南北，到处活跃着新时代的浙江人。如人所说：“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生意可做，而有生意可做的地方，必有浙江人”；“世界上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有市场”。在巴黎的“温州街”，在13区至14区住的华人大多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当地的“公务员”也不得不说温州话。有人将这个现象称为“浙江人经济”。
习近平同志通过上面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给即将走上人生新征途的同学们讲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作为一个普通的经历者，因为你有过在浙江上学的经历，将来许多人还要在浙江创业和生活，就起码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一名大学生的要求，就是既要读好课堂上的书，又要读好社会这本书，要了解浙江、热爱浙江，进而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激发起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省委书记，听众是大学生，是基层干部，他是怎样拉近与听众距离的？
张曦：坦诚相待，推心置腹，是习近平同志报告的鲜明特点。他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总是能一下子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有一次，他在报告中随口讲出当时高校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短信发到欠费，逃课成群结对，恋爱谈到反胃，考试基本不会，听得全场师生都笑开了。在和大家谈人生问题时，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说教、训话的，而是想作为同学们的长辈，作为一个过来人，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同大家交流、共勉。”“给自己出了这个题目之后，我也在深入地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觉得：虽然人生道路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虽然人生问题很复杂，但要害在于把握住最基本的东西。每个人的人生各有不同，但不同的人生，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把握的，比如理想信念、价值观、责任感、人文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大学生应该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时讲起自己的故事，说：“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勤奋的。我觉得世界上少有特别聪明的人，成功的经验就是笨鸟先飞，勤能补拙。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甚至比你们还小、只有15岁时，就到陕西延安地区下属的一个山沟沟里插队落户。那个时候政治决定一切，而我在政治上已被判‘死刑’。……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自暴自弃。虽不得兼济天下，也要独善其身；虽无以治国平天下，也应修身齐家。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为此，我在放羊时带上书，在窑洞的油灯下埋头苦读，甚至还涉猎军事书籍，早上起来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我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当年所学的很多知识直到今天还管用。”
在谈到“培养吃苦的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说，浙江自古是卧薪尝胆之地，人文荟萃之乡，浙江人人不怕吃苦。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就曾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他还说自己也是苦出身，对浙江人不怕吃苦的精神感同身受。
在鼓励大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习近平同志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长辈的影响，家里老是吃面，以至于家里的厨师都被人笑成是面条师傅。后来，他在农村也学会自己揉面。他说，人进入社会的过程就如同揉面粉的过程。面粉加上水揉一下，然后一捏，很容易散开，但你继续揉，揉了千遍万遍后，它就再也不会散开，你给它拉长了，它也不会散架，反而变成了拉面，这是因为它有了韧性。人走上社会，就像面粉一样被社会不断地搓揉，刚开始可能会散架，但你信念坚定，受得了压力，越揉反而越韧，最后变得非常有韧性，再也不怕搓揉。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讲到一位河南籍的农民工李学生，在温州务工期间勇救儿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评价李学生是一个作为平凡之人而作出不平凡壮举的英雄，他见义勇为的表现不是偶然，是做人的理想和价值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他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工，但却是一个高尚的人。习近平同志借此勉励青年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内化为心灵的坚守和生活的航标，树立并实践高尚的理想信念，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在讲到交朋友时，习近平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要择善而交，多交一些益友、诤友，而不是酒肉朋友。习近平同志说起在福建的时候，台商很多，他就经常跟领导干部讲，要亲商爱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还说，领导干部要学会拒绝，学会包公的“黑脸”，不要被人情和面子所累，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对于年轻的大学生，习近平同志希望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他讲到在延安农村插队时与群众打交道的一些亲身感受：“我的成长始于陕北。插队时离群众最近，7年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也是同样原因，1982年，我主动要求从中央机关再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我说要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说，自己最深的一个人生体会就是，最难时最大的靠山是人民群众，一是不信邪，在你最需要时伸手援助；二是教你做人做事长见识，实事求是精神来自于群众，看干不看说；三是具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做事没有浮躁之心。
几天前，我和浙大的一位年轻老师交流，她说最近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忍不住感动得落泪。巧合的是，她在2005年正读研究生，那年6月聆听过习近平同志的报告。回忆起当时场景，这位老师说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身居要位、日理万机的领导竟有如此之高的人文素养，大量的故事、大量的数字信手拈来，演讲时基本脱稿；二是没想到他列举自己的生活经历如此坦率，小小年纪下乡锻炼，但不随波逐流，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
俗话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几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当年那些朴素话语、殷殷期望，犹如涓涓细流，始终流淌在浙江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习近平在浙江（六）：
“习书记为推进浙江国防军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作出巨大贡献”
2021年03月10日07:36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王贺文，1949年8月生，河北遵化人。1997年3月任福建省军区参谋长，2002年3月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2002年10月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2003年8月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2005年5月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2007年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2009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桑熙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7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就相识了。请您讲讲你们共事的经历吧。
王贺文：好的，我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有幸在近平同志领导下，在福建和浙江两度与他共事，其中我们在福建一起工作近6年时间。这期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近平同志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具有亲民爱民的情怀，具有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和掌控全局的能力，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亲和力，与他一起共事有一种安全感、踏实感和幸福感。
近平同志对军队有着特殊感情，在支持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方面，站得高、看得远、谋得深，对军队建设和作战准备需要的事情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他每年亲自参加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方面的会议活动达10余次，并亲自部署相关工作。近平同志在支持部队做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和国防动员、民兵预备役建设、转业干部安置、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等方面有诸多建树。说来巧合，2002年10月我俩同时离开福建，近平同志到浙江履新，我调到安徽工作。当时，我本想向他当面辞行，但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说，看望道别的人很多，临报到时间又很紧张，我只好在去南京谈话的前一天，给近平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惜别和祝贺。他说：“也要祝贺你啊！”就这样，我们分别了两年半的时间。
2005年5月，我奉命到浙江省军区工作，后来兼任省委常委，又有机会在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而且是在同一个班子里。2007年3月，近平同志奉命去上海任市委书记，临行前找我谈话，深情地说：“贺文同志，你看咱们多有缘，一起在福建共事几年，后来你到了安徽，我到了浙江，之后你又调来浙江，咱们又到一起，真是山不转水转。”他的一席话，讲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间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情况。
王贺文：近平同志对党和人民军队怀有深厚感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实现强军梦的开篇之作。他担任军委主席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提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国防和军队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这是气壮山河的壮举。不管是近平同志的强军思想还是他的治军实践，都不是一时涌现出来的。他在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一主任时，就对加强省军区部队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与他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强军梦是一脉相承的。
近平同志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国动委第一主任，是认真履职尽责的，是脚踏实地、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干实事的，决不是简单“挂个名”而已。他上任不久，就到省军区看望、调研和现场办公，在听取时任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马以其同志的汇报后，经与多方面协调，先后为省军区解决了三大难题。一是把老红军医疗纳入地方医疗体系，解决了离休老红军医疗经费短缺、保障难的问题。他深情地说：“对老红军，我们要给一些特殊政策。”在他的关怀下，2003年6月，省直有关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将省军区系统21名老红军纳入地方离休干部医疗保障体系管理。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干部、老红军的深厚感情和尊重。二是支持海岛部队基层营房整治。舟山海防部队的营房基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战备、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对此，近平同志说：“边海防地区守备营连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担负的海防守备任务非常繁重。”2003年至2005年，根据他的意见，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加上解放军总部、南京军区所拨专项资金，使舟山警备区大部分海防营营部、连队营房得到综合整治，营院面貌焕然一新，对稳定官兵思想、守好祖国东大门发挥了很大作用。三是帮助解决省军区地面指挥中心建设。为改善省军区战时指挥和平时办公条件，近平同志同意并支持新建地面指挥中心，亲自决定经费支持、协调土地置换事宜。2005年12月，他亲自参加奠基动工仪式。此外，在推进驻浙部队干部和职工住房社会化保障、搞好军转干部安置、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就学等问题上，在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把温暖送到官兵的心坎上。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帮助部队排忧解难，还要求省军区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当好部队改革和发展的知心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热心人、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的贴心人。不仅在浙江如此，他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兼任福建预备役高炮师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春节期间还会亲自到师值班室检查师机关、部队的战备情况。
他作为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心系官兵，近五年时间里足迹遍及驻浙部队的基层连队、海防哨所、海军舰艇和空军飞行大队中队。他先后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省军区直属通信一连、海防18团步兵一营（洛阳营）、省军区工兵防化营、“东海前哨模范营”视察，与官兵亲切交谈，为基层解决困难。2006年7月初，南京军区授予海防第15团庙子湖海防营“东海前哨模范营”荣誉称号，7月25日他就给该营发去贺信，9月21日就乘船到庙子湖岛看望该营官兵。庙子湖是省军区设防岛屿中最东部、离大陆最远的一个岛屿，他在那里逐一察看了营部、海防连、哨所、营史馆，还走进厨房、俱乐部、兵器室和每一间战士宿舍，同官兵谈工作拉家常，与海防连全体官兵合影留念，并在队列前发表讲话，大家备受鼓舞。那天，我因为在南京军区开会，没能亲自陪同。2007年5月当我来到这个营时，看到连队挂着近平同志视察时的照片，听着官兵们争先恐后地讲述，我很受感动，同时也有点惭愧：这个营我去过三次，但都没有近平同志看得那么仔细，和广大官兵们那么亲近。
采访组：您刚才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就领导和支持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推进国防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王贺文：我认为，近平同志在浙江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支持军队建设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推动了理论与实践创新。
第一，坚持党管武装的原则。近平同志有着强烈的党的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大事来抓。他每次出席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党管武装会议、国防动员会议，都毫不例外地强调坚持党管武装不动摇。他常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和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军队必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最高政治要求；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是党委班子建设的根本所在、灵魂所系、方向所指、力量所依，必须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要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党管武装的首要任务，确保民兵预备役部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要全心全意按照党的意志和主张办事，不仅在大的方向上毫不含糊，在执行具体政策规定上也要不打折扣，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制度规定，要像战争年代执行战斗命令那样坚决落实。省军区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要深入扎实地开展军魂教育，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引导官兵深扎党指挥枪的思想根子，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用严格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约束官兵，坚决防止和克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坚持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唯一标准。记得有一次，近平同志在与我个别交谈中说到，军队是要打仗的，能不能打胜仗，是值得思考的大事。在2006年初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真打真备的思想，把心思和精力往打赢上聚焦。抓好反‘台独’作战准备，是党委班子的职责所系，是人品官德党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干事业有作为的主要平台。要进一步强化‘龙头’意识，坚持不懈地把应急作战准备摆在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排除各种影响和干扰，多思考担负的作战任务，多研究解决作战准备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同年1月召开的省委党管武装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各级要紧贴作战任务，抓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抓紧‘龙头’谋打赢，适应战场强武装，按照时间节点把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到位，不断提高国防后备力量的战斗力，如期具备应急作战能力”。在同年8月省国防动员会议上，他又提出“国防动员要提高‘四个能力’，也就是提高平战体制转换能力、快速动员能力、持续动员保障能力、综合防护能力”。他高度重视作战准备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出在准备工作中，找问题比找成绩更重要，现在能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还有时间，如果现在不把问题解决好，打起仗来就会出大问题。2007年3月19日，他专程视察省军区民兵武器仓库，参观了省军区研制的防空导弹训练模拟系统，还亲自操作体验，为我们抓作战准备立了标杆，树了榜样。
第三，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注重在灾害防控过程中提高军队作战能力。近平同志十八大之后提出的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深厚土壤，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应该说在浙江主政时对此就有深邃的思考。那时候，每次抗击强台风袭击，他都带领省党政军领导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抗台抢险，省军区协助地方政府预先利用人防工事和战时疏散基地疏散人民群众，对主要交通道路封闭，对内河封航，对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灯火管制，通过应对超强台风，提高了军政军民联合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曾对我说：“民兵预备役部队协助地方在抗台中应急动员、疏散人员，比平时演习经受锻炼更大、更真实，打起仗来的话，防空疏散和应急动员不也是这样吗？这种本领，打仗是管用的。”这件事，说明近平同志的战略思维能力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寻常。多少年来，一般人都把部队协助地方抢险救灾视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而他的思考却是从抗台延伸到打仗，从平时安全想到战时安全。
除了实践应用，他还多次在会议和撰文中阐述平战结合、军民融合式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他说：“要认真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思想，着眼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充分发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优势，自觉把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探索完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制度机制。在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落实好军事需求，重视和支持发展军民兼容型技术和产品，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提高军民兼容程度。”
他还非常强调项目牵引和法制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到浙江省军区工作之前，就听说习书记非常重视军民融合。2003年7月30日，他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各级党委政府在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要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通盘考虑国防需求。安排建设项目时，要认真征求军事部门意见，对落实国防需求的客观条件、制约因素和相关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论证，以满足经济和军事的共同需要，提高综合效能。”2004年8月9日，省委常委会研究国防动员工作时，近平同志指出：基础设施贯彻军事需求，主要是路、桥、隧道、码头、机场，特别是滚装码头和沿海铁路建设。机场要平战两用，隧道要有抗毁性，要考虑到人在隧道内的生活，要有食品、有水喝，公路跑道要能起降飞机，人防建设要平战两用。在他的关心和重视下，浙江各级坚持把国防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谋划，战场建设纳入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推进，把培养后备力量人才纳入地方人才建设工程同步发展，把国防动员经费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通盘考虑。
南京军区国动委第11次会议2007年7月在浙江召开。2007年2月27日的省委常委会研究会议保障和准备工作时，近平同志确定了供会议参观、演示、展示的三个课题：一是新造民船贯彻军事需求技术储备并实际改造3艘民船，这在全国是一大创新；二是海上民兵分队参战支前行动7个课目演练；三是民营企业建立武装组织。这三个课题的主轴都是军民融合式发展。省政府据此研究制定出台了《浙江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试行办法》，这是全国第一个民用运力军民融合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新造民船贯彻军事需求的内容、技术、方法、经费补偿以及运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得到与会的军委、总部、南京军区首长和南京战区六省（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一致高度评价，被称为南京军区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国动会。虽然开会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调离浙江去上海工作，但会议从决策到准备工作，无不凝结着他的智慧和心血。后来，近平同志率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考察时，我去义乌看望他，把会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上海的同志跟我说了，祝贺你们。”
第四，坚持把握大势、创新发展。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期间，全省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有许多创新，很多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比如，军地联合培养军事人才、第一书记任前谈话、军地联合考核武装工作、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军事日在驻浙三军轮流举办，都是创新性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民营企业建立武装组织制度，更具开创性。浙江在民营企业建立民兵组织始于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以后，有组织地推广发展则是近平同志到浙江主政以后。浙江民营企业众多，而且多是青年员工，这就给传统的民兵组织建设方式带来挑战。2003年温州奥康集团建立首家武装部后，近平同志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胆改革创新，经过广泛调查和试点论证，使这项工作得以推广开来。2005年1l月18日，他在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转发的《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国防教育工作会议情况》上批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国防教育，是‘双赢’之举，是普及和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积极探索和尝试。”2006年，他签发省委124号文件，对民营企业武装工作进行系统规范，明确只有建立党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才能建立民兵预备役组织，并确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以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向前发展，到2008年初，浙江在建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建立368家武装部，组建了1400支、82000人的基干民兵组织，成为我省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将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及时上升到政策制度层面。2006年7月，《解放军报》刊发了《浙江重视开发利用蕴含在民营企业中的国防资源》的报道，习书记作了重要批示，要求省委常委同志传阅。这说明，他把这项工作看成大事，看成省委常委同志的共同职责，而不仅仅是哪一个分管同志的职责。
我理解，这一重大实践创新，是我们党在民营企业工作中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第二次是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第三次就是建有党组织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应建立民兵预备役组织。这是近平同志对浙江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巨大贡献。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日常接触中，他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王贺文：要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近平同志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总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的冷暖记挂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我理解，他提出的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是和他的出身与经历密切相关的。他从小受到良好的、严格的家教，到农村插队又吃了不少苦，是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深知老百姓的难、老百姓的苦，在艰苦磨砺中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说，他的人生轨迹和工作履历就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
有一次，他跟我讲起在陕北下乡插队的故事。一天天黑了，他和另外一个知青去挑井水回来做汤。大家都奇怪，说今天晚上的汤怎么这么香，后来发现原来汤里有一只青蛙，是他们打水时打到桶里的。可见当时吃的有多差，遇到这样的“荤腥”就高兴得不行。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铸就了他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浓浓深情。还有一个故事，是时任丽水市委书记楼阳生同志讲给我的。有一次，近平同志去丽水调研，乘坐的中巴车空调坏了。当时正值盛夏，车内特别闷热，所有人很快就汗流浃背了，再加上路又颠簸不平，随行的一些工作人员开始议论甚至责怪。这时，近平同志说：“想想这里的老区人民，生活多困难，多不容易。你们坐在车子上吹不到空调就有埋怨情绪，这说明蹲在大机关久了，过惯了安逸的生活，在感情上脱离了人民。”一席话，讲的车内鸦雀无声，这对干部加强自律、转变作风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我理解，近平同志的为民情怀集中体现在高度重视打好“两个硬仗”上。第一个硬仗是脱贫攻坚。近平同志几十年扶贫实践和由此形成的扶贫情怀，其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价值基础和情感基础。他所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些论断和话语是对人民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他一路走来所见所思所行的情感记录和心路历程。他在宁德倡导“扶贫先扶志”“弱鸟要先飞”，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扶贫路子，深入人心。他在浙江主政期间，对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强欠发达山区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规律性进行了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把浙西南26个欠发达山区县作为全省扶贫攻坚的重点，提出“推进山海协作”“加快绿色发展、生态富民”和“把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创新思路，还先后组织实施了贫困乡镇脱贫攻坚、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等扶贫工程，开展了经济强县帮扶欠发达县、经济强镇帮扶欠发达镇、经济强村帮扶贫困村等结对工作，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县县通高速、乡乡通等级公路、行政村通公交”和“有线电视、宽带村村通”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让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子女免费上中专和技校，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这些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使浙江率先成为“十二五”期间全国首个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和消除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的省份。特别是2005年，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不仅让人民群众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也推动了美丽浙江、美丽中国建设。
第二个硬仗是应对急难险重任务。哪里有灾情，哪里有群众困难，哪里老百姓最需要，近平同志就第一时间出现在那里。福建、浙江都是台风登陆和次生灾害多发省份，仅2005、2006两年就先后有“麦莎”、“泰利”、“卡努”、“珍珠”、“碧利斯”、“格美”、“桑美”7次强台风在浙南和浙闽交界地区登陆。每次台风来袭前，近平同志都在防汛指挥部坐镇指挥抗台抢险救灾工作，特别强调要“不死人、少伤人”。台风登陆后，他都第一时间到受灾现场察看灾情，走访慰问老百姓，对灾后恢复生产生活及重建工作作出部署。
他在浙江组织指挥抗台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积极地“防”，在台风来袭前，及时把老百姓疏散安置到安全地方。他特别注意调动和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每次慰问灾区人民群众，他都不忘看望和慰问基层干部。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讲过：“抗台转移和安置老百姓工作量是很大的，也是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提出目标要求，落实还是靠基层干部，我们的基层干部关键时刻是过得硬的。”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也是这样，这是他的一贯工作风格。我的老首长原南京军区张宗德参谋长，曾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跟近平同志在一个班子工作过。我来浙江工作时，老参谋长曾叮嘱我：“你到浙江工作，要好好向近平同志学习，我佩服他在关键时刻，遇到急难险重情况，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总是早早赶到现场。”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相熟相知，请您谈谈他的领导风范。
王贺文：近平同志一身正气，具有革命家的胆识、政治家的胸怀、战略家的视野、思想家的深邃。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极具感召力的领导风范。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平易近人、品格崇高的魅力风范。他虽然是省委一把手，但从不居高临下，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在平和中透着一种沉稳而成熟的力量，让人折服，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领导魅力。他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但他身上散发的那种感召力和凝聚力，却能让人在其中感受到温暖，让人愿意敞开心扉跟他交流，有心里话都想跟他倾诉。他对老同志尤其关心、尊重。2006年八一建军节，他特地来省军区看望和慰问离退休老干部，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老同志们都很受感动。2007年大年初一那天下午，近平同志来省军区专门给几位在省委任过常委的老同志拜年，我和时任省委秘书长李强同志陪同。这几个同志正好跟我住一个小区，有的还住隔壁。近平同志就对我讲：“今天专门给退下来的省军区曾任过省委常委的老同志拜年，在职的就不看了，你家我们也不去了。”
第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的大局风范。近平同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价值追求，眼界开阔、胸襟坦荡、办事严谨、勇于担当。他作为班长，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任浙江省委常委之初，近平同志找我谈话时就说：“以后省委常委会决定重大事项之前我会向你通报，听取你的意见。”他还叮嘱我“要倍加珍惜和维护班子团结”。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特别是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维护领导班子集体形象，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团结带领大家振奋精神、改革创新、励精图治。
第三，实事求是、执着探索的务实风范。近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重实际，重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在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他在浙江主政期间，在求浙江省情之真、务浙江发展之实的路上，勤勉探索，不断开拓创新。他在浙江所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我和近平同志谈起“八八战略”，我说“八八战略”内涵丰富，既总结了发展优势，又明确了发展方向。近平同志说：“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上下一般粗，要紧密结合实际，省这一级作为中间层，需要有一个不能太宏观、也不能太具体的发展战略。”
第四，严以律己、为政清廉的廉洁风范。近平同志勤政为民、谦虚谨慎、廉洁自律，对自己、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有这样两个小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第一个故事，按照福建的传统，春节有给小孩送红包的习俗，每年春节期间，近平同志只要听到门铃声，就让彭丽媛老师赶快把孩子抱到楼上。这样，既坚持了不收礼的坚决态度，又避免了尴尬局面。第二个故事，彭丽媛同志“坐月子”时，正值夏季，福州高温闷热，他们的宿舍居然没有一台空调，彭丽媛和小宝宝热得都长了痱子。一天，省委一位领导前去看望，坐了一会就热得汗珠直流，这位领导说：“这么热的天，怎么不让机关给装一台空调呢？大人可以忍受，还有孩子呢！”近平同志只是微微一笑，后来也没有让人给他家装空调。这些细节都体现了近平同志的高尚品格和优良家风。
可以说，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的“八八战略”、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生态浙江、文化强省、推进新的伟大工程、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是浙江发展改革的宝贵财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不少也成为他担任总书记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有的是他一贯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2007年3月25日下午，在欢送近平同志赴上海履新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讲了这样几句话：“近平书记政治坚定，是让党中央放心的好书记；公仆胸怀，是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书记。在浙江工作这几年，他把汗水洒在了浙江大地上，把情感留在了浙江人民心中，把大爱镌刻在了驻浙部队的军营里，把政绩写在了浙江发展的史册上。”新到任的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在领导干部大会讲话中引用了我这几句话。会后，有几位省领导对我讲，这几句话感情很深，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情。
党的十八大闭幕那天，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那一天，我的心里流淌着幸福，喷发着激情，于是挥就了一首诗歌《火红的旗帜》。今天，我节录几句作为结束语：“喜看今日擎旗人，继往开来，在祖国大地，播撒着希望和幸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信念更加坚定，践行的誓言更加铿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永无止境地攀登！”
习近平在浙江（七）：
2021年03月10日07:39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吴国华，1948年3月生，浙江杭州人。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浙江省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2003年1月，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08年1月，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7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吴国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您是民建浙江省主委，请您谈谈他当时是怎样抓统战工作的。
吴国华：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抓得很实。我们有过多次工作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3年1月27日，习书记来浙江工作刚刚三个月，就召开了民建、致公党负责人座谈会。在讲话中，习书记提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充分认识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地位和作用，更多地关心、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开展工作。他非常明确地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健全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出台前，要主动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二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安排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到各级人大常委会、政府和政协任职的规定，切实帮助和指导他们尽快适应领导工作，并为他们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积极创造条件。要注重抓好民主党派队伍建设，加强各类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和梯次。
三是建立完善省委常委联系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制度，经常交流工作，互通情况，开展谈心。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广交朋友，做到政治上关心，思想上交心，感情上知心，事业上同心。省委常委联系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从张德江书记任上就开始了，习书记进一步把这项工作从制度上确定下来，反映出他很高的政治眼光。他提出的“四心”工作理念，也充分贯彻于他在浙江统战工作的全部实践中。
四是建立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开展调研、进行外事和出访等活动时根据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制度。党委、政府有些方面的工作可以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以沟通联系，加强监督，形成合力，更好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
五是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既要出课题、交任务，又要根据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为民主党派成员学习考察创造条件。对一些特殊接待任务和开展工作所需经费，要积极给予支持。
六是切实改善和提高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的工作条件。要抓紧解决省级各民主党派机关办公用房修缮、省工商联大楼建设用地、民主党派机关人员紧缺和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楼建设等问题。
七是切实关心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家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要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素质，推动企业发展。
八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宗教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囯统一战线。
这八个方面的要求，既是对统战工作提纲挈领式的要求，同时又切实涉及到民主党派开展工作的方方面面，给我们参政议政提供了广阔平台和宽松条件，让我们都能够为建设浙江出一份力。习书记的一番深意，让我们民主党派感受到别样温暖。
习书记还在2004年1月13日与民建、致公党省委会领导座谈时讲道：“从我个人来说，对多党合作工作是很重视的，在每个适当的场合，包括每次参加全会等综合性会议，我都会对多党合作工作进行强调。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走访民主党派机关、主持召开座谈会、对相关材料作出批示、同相关负责人谈话等方式，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时间里，让我们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围绕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把多党合作工作做得更好。”习书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于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习书记一直大力支持、充分鼓励，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精髓所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出台了两个关于多党合作的重要文件，请您介绍一下这两份文件的情况。
吴国华：这两个重要文件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的统战思想。第一个文件是2003年7月2日省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工作的若干意见》（浙委〔2003〕13号文件），我们称为13号文件。文件中对多党合作的有关工作制度（协商会制度、通报会制度、谈心交友制度、特约人员制度、对口联系制度、重要内外事制度等）和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办公经费、人员编制、办公条件等）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个文件是习书记2003年1月27日在与民建、致公党负责人座谈时讲话的进一步细化，对很多具体的事项作了妥善安排。可以看出，习书记从不说大话、空话，他承诺的事情一定有头有尾，对我们民主党派的关心和爱护都是实实在在的。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6月27日，浙江省委发出《实施意见》，这是对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我们称为9号文件。9号文件出台以后，省委重抓落实，同年11月组织了4个督查组，由省委办公厅、统战部领导带队，对各地和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这两个文件对浙江省推进统战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习书记亲力亲为下，浙江统战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亮点很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负责联系民建、致公党，请您谈谈他是怎样关心民主党派的？
吴国华：习书记联系民建、致公党，是我们的荣幸。他工作做得很到位，每年要和我们面对面地座谈2次，有时候是3次，省委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领导等陪同参加，民建、致公党主委、副主委参加。短短4年多时间里，习书记就和我们座谈了11次之多。
记得第一次座谈是在2002年10月28日，当时他是代省长，刚来到浙江就和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见面座谈，让我们心里感到格外温暖。
第二次座谈是同年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已经担任省委书记。习书记主持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稿的意见。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凡是他听了认为有道理的建议，往往会当场加以采纳。
第三次座谈是2003年1月27日。习书记亲自走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后召开座谈会。习书记充分肯定了省级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在这次座谈会上，他明确提出了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的八个方面要求。
第四次是考察调研，时间是2003年3月21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长三角的发展，我们民建也较早地向省里提出长三角协调发展的建议。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长三角地区经济联动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积极发挥浙江在长三角地区的作用，习书记带队到上海、江苏学习考察。前面我提到，八项要求中有一项是建立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开展调研、进行外事和出访等活动时视情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制度，习书记言出必行，让我也一起参加了学习考察。
第五次是2003年8月15日，习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省级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作为民建代表参加了会议，记得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电力不足将制约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建议电力生产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实施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二是建议组建省级统一招投标平台，把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交易、技术交易都纳入一个平台，以节省资源，提高效率，防止腐败。习书记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并认真做了记录。
第六次是2004年1月13日，习书记和我们民建、致公党班子领导进行座谈。每年春节以前，不管他工作多忙，都要和我们坐在一起，见见面、谈谈话，有的时候长达两三个小时。一般春节前的座谈会流程是，我和致公党的主委简要汇报一下全年的工作，讲一讲工作亮点，同时给习书记准备一个书面汇报材料，用黑体字把重点标出来。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习书记都听得很认真，而且不时记笔记，听到他在意的问题时还会插话询问。这次座谈会上，习书记还特别称赞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做诤友发诤言。他还认真翻看了民建编印的诤言集、规章制度和机关建设论文集等书刊。
在这次座谈会上，习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十个“要”：新的一年要进一步落实省委13号文件；省委省政府大的决策要让民主党派知道；中共中央有关文件要在最快时间让民主党派看到；民主党派的监督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建议要转化为政策决策；对民主党派建设要支持；专项调研经费要继续给予；基本条件要逐步改善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深入基层，有组织调研，吃透精神，选准切入点，形成合力，提升效果；要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加大培训力度。这十个“要”大部分是对中共党内领导干部的要求，从中反映出对民主党派的关心、支持和希望。
第七次是2004年8月9日，习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省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书记说，你们要谈什么都可以，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我当时提出，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出国的机会和同级中共干部相比较少。后来习书记回应时讲到，不管是党内干部还是党外人士，到国外去必须有必要性和实际作用，不能只是为了出去“新鲜”一下、单纯地走走看看。习书记讲得很中肯，切中了当时热衷于出国观光的弊端，我们都心服口服。
类似这样的座谈还有四次，分别在2005年2月1日、2006年1月20日、2006年8月11日和2007年2月13日。最后那一次，习书记已经要离开浙江赴上海任市委书记了，交接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依然按原定计划与我们进行座谈，足见统战工作在习书记心中的分量。
习书记对民主党派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他身体力行与民主党派交友交流，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在联系民主党派等工作上都恪尽职守，极大地推进了全省统战事业的发展。
采访组：您讲到习近平同志对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提供了施展舞台，请谈谈这方面的具体事例。
吴国华：习书记对党外人士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总的方面，而且抓得很细、抓得很实。我举几个具体例子。
在习书记任职期间，浙江省的人大、政府、政协、两院及各市人大、政府、政协等，都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配备了党外领导干部。拿我本人来说，2003年担任省政协副主席，2008年又到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
又如，省委重大调研活动都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志参加。2003年1月，习书记带队到舟山考察调研，他指定我参加，大家坐在同一辆中巴车上。当天考察结束后，在回宾馆途中，习书记回过头来找我，说：“国华，明天我们和舟山市领导班子交流的时候，你也要发表意见。”这是我陪同领导考察调研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习书记没有把我当“外人”和“客人”，而是与党内同志一视同仁，一样信任。第二天交流中，我坦率地就发展舟山的船舶制造业和海岛经济提出了意见建议。
还记得有一次，习书记与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座谈，内容是关于浙江未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就这样一个全局性议题听取我们意见，体现出习书记对民主党派的重视。一般来讲，省委领导征求民主党派意见，不会提出这么宏观的议题，所以那次活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谈了一点关于党政关系的意见，讲到帅才和将才的区别。我说，以市级为例，市委书记应该是帅才，市长是将才。帅管方向和战略，将管执行和落实，帅将分工而不相互取代。习书记当时没有直接回应，后来我看到他在《之江新语》中，以《共演一台“二人转”的好戏》为题，形象地谈到了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关系。我觉得，习书记有长期党政工作历练，在丰富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内涵深刻，值得我好好学习，深入理解。
还有就是，省委常委保证每年领办民主党派的重点提案至少一件，确保提案落实。记得民建先后有三个提案被领办。2005年，我当时代表民建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加强我省地面沉降防治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习书记5月25日在提案上作了批示。不久，省政府按照习书记批示精神出台了一个防治地面沉降的文件。民主党派的提案能够转化成政府文件，实施的力度就大了。再比如，在2005年2月2日，民建副主委黄小杭撰写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倡廉制度建设的建议》登载在省委统战部《情况反映》上，习书记看到后作了批示：“倡廉既要进行教育，也要建立制度，尤其在当前要加强倡廉的制度建设。黄小杭同志的建议很好，很有针对性。”2月28日，省纪委印发了《关于印发习近平同志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倡廉制度建设建议上的重要批示的通知》，将习书记的批示以及黄小杭的建议印发各巿、县（巿、区）和省直各单位，要求认真组织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采访组：在您印象中，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关心支持民主党派建设和发展的事情？
吴国华：除了给我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习书记急我们所急，帮助民主党派解决了几件难事和急事。从2003年开始，每个党派增加了常规调研经费8万元，拨发特别经费20万元，主要是用于民主党派开展调研，还给各民主党派都增加了一辆公务用车。习书记还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各巿委会至少有三个专职编制。当时各地级市都有民主党派组织，但专职人员很少，有的地级市一个编制都没有，开展工作很困难。习书记提出并落实了专职编制，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难题。2003年，在习书记关怀下，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所在的5号办公楼全面进行装修，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办公条件。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给民建以及您本人专门写过信，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吴国华：习书记给民建和我个人一共写过3封信。
第一封信是2005年5月浙江民建成立50周年之际，习书记专门给民建发来贺信。内容如下：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委员会：
值此浙江民建成立50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全省民建会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50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在民建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民建的优良传统，认真履行参政党的职能，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希望你们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参政能力建设，团结一致，开拓进取，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2005年5月13日
那一年，民建编印了一套参政议政系列丛书，11月初，我写信给习书记，感谢他对民建工作的关心支持，并送上系列丛书。11月11日，习书记给我回了信：国华同志，你好：
来信和资料收悉。
欣悉中国民主建国会60周年暨浙江民建50周年纪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再次表示诚挚祝贺！感谢浙江民建对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的支持，希望继续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开展社会服务，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衷心感谢你对我本人工作的支持。顺问近好！
习近平2005年11月11日
习书记赴上海任职以前，还给民建写了一封真挚而充满感情的信。信是这么写的：民建浙江省委会：
这些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参政议政，为浙江省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建浙江省委会是我的联系单位，我每年都与部分民建的朋友聚一聚，听取你们的真知灼见，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民建浙江省委会对我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在此谨表感谢。日前中央决定调我到上海任职，因时间甚紧，未能前往话别，特此致歉，并向各位朋友表示问候！
希望民建浙江省委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共浙江省委的工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自身职能，更好地服务于浙江发展大局，也为促进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欢迎你们到上海考察访问！
习近平2007年3月26日
习书记是3月28日赴上海上任的，在时间这么紧迫的情况下，还牵挂着我们，令全省民建会员非常感动，也备受鼓舞。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吴国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习书记记忆力惊人，知识面广博。由于工作关系，我参加习书记考察调研机会较多，无论在车上、调研中或者饭间聊天，习书记总能随口说出这个地方的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确实令人折服。我在浙江大学当过经济学教授，也一直关心经济方面的现实问题，但每次听习书记谈经济问题时仍然能学到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让人不得不佩服。一次茶话会时我坐在习书记旁边，就借机问他的记忆力怎么炼成的，习书记非常谦虚，只是淡淡一笑作答。
我对习书记的第二个深刻印象就是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生活简朴，从不奢侈浪费。那时候浙江大型工程很多，从未听说他给谁介绍过工程项目。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同志是著名歌唱家，从未到浙江来演出过。他的孩子在浙江上学，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说，习书记的这种品格不仅源自其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与他在陕北插队的七年知青岁月也有很大关系。从他的身上，我们总是能领略到一种朴实无华而饱含力量的风范，如今虽已过去十余年，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感受都历久弥新。
习近平在浙江（八）：
习书记平时最牵挂的是基层，最惦记的是百姓”
2021年03月12日09:00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王建满，1954年10月生，浙江淳安人。2002年2月任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区委书记。2004年11月任温州市委书记。2008年1月任浙江省副省长。2015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8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王建满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先后在杭州萧山和温州两地主持工作。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两地调研，在工作上一定对您有很多指导吧？
王建满：是的。从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我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主持杭州市萧山区和温州市的工作，聆听他的谆谆教诲，领悟他的执政理念，感受他的为民情怀，体会他的务实作风，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他的战略思想和决策部署。
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先后11次到萧山考察调研。他曾说，自己在福建工作时，就听说萧山很发达，是全国的百强县之一。2002年2月至2004年11月，在这两年多时间，我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区委书记。其间，习书记先后6次到萧山考察调研，包括1次全面调研，1次专题调研，4次陪同调研，每次都对萧山的工作作出指示，提出要求。
习书记对温州的发展也非常关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先后23次到温州调研指导工作。其中，有13次是我在温州任市委书记期间。
回想10多年前，习书记对浙江包括对萧山、温州发展的深刻思考，对干部和群众的深厚感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赴萧山调研的情况，以及他对萧山发展作出了哪些指示。
王建满：习书记赴萧山调研，最集中、最系统的一次是2002年12月15日。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专程到萧山区考察调研，宣讲党的十六大精神。他深入萧山企业、城市、农村，实地察看了万向集团、传化大地等企业，还视察了党山镇梅林村、老年颐乐园和人民广场，慰问了两户困难职工家庭。
当时，萧山是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的第一个县（市、区）。习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正值撤市建区后谋划新发展的关键时刻。他那天听取了我代表区委区政府所作的工作汇报之后，作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萧山的工作，称赞萧山发展快、实力强、亮点多、贡献大、前景好，又告诫我们：一路高歌猛进，更应增强忧患意识，只有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全面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形势，才能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抓得更实一些，使萧山在新一轮的竞争和发展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习书记勉励我们，萧山要当好全市的“领头雁”，成为全省的“排头兵”，争做全国的“先行者”，必须围绕发展，着力在做大、做强、做优上下功夫，为推进全市和浙江省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书记特别指出，撤市设区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解决了城市发展的规模问题，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萧山的优势，以工立区，以工强区，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他赞同我们在汇报中提出的“国际圈”“区际圈”“省际圈”的概念，要求我们明确萧山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工作重点，努力实现提升工业化与推进城市化的良性互动。
习书记对萧山发展的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三化”：提升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实现现代化。关于提升工业化，习书记指出：工业是个“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重要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利用外资等都上去了。他强调，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萧山的发展必须把提升工业化放在首要位置。他要求我们以信息化为导向，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工业化在高起点上迅速发展；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文明生产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使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
关于推进城市化，习书记指出，萧山撤市建区后，要把城市建设放到大都市发展战略和大杭州建设的新格局中来考虑，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质量建设，使萧山区越来越像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新区。他强调，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有效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有力支撑。要在保持撤市建区时决定的原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规划共绘、基础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加快融入大都市建设步伐，在提升工业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城市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他希望萧山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能够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村镇规划、住宅建设、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积极探索新世纪小康村、小康镇、小康社区建设的路子，努力建设一批标准化、规范化、全面发展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村镇。
关于实现现代化，习书记指出，现代化是提升工业化和推进城市化的目的所在。他勉励我们说：像萧山这样的发达地区，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为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带个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温州的发展。到浙江工作后，他对温州的发展更是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在发展战略上对温州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探索，请您谈谈他到温州调研及进行指导的情况。
王建满：我2004年11月到温州工作。我从习书记对温州的关心和指导当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他对发展的谋划深思熟虑、缜密周到，对决策的执行坚持不懈、稳如泰山。
我去温州工作临行前，习书记专门找我谈话，围绕“什么是地方一把手，怎么当好地方一把手”的话题，给我作了叮嘱。我当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在习书记面前谈论这些既具有理论性又有很强操作性的话题，也觉得心里不是很有底，于是我就说，自己还考虑得不是很具体，请他指示。
习书记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重点谈了地方一把手对发展、改革和稳定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工作当中如何谋划、如何决策、如何执行、如何担当等等。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央派我到浙江来工作，我就要站好岗，执好勤；你是省委派到温州的，你就要为省委站好岗，执好勤。一把手一定要稳如泰山，不能今天一个事，明天一个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系统性地把事情谋划好、处理好；更不要举棋不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一定要加强调研，认真研究，果断决策，身体力行。”
习书记的这一番话，帮助我理清了思路，坚定了我做好一把手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
在温州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关心着我们，亲自为我们把脉、定向。不管是到温州调研，还是在省里开会，他都就温州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对进一步做好工作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其中有三次讲话，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习书记对温州各项工作的全面把握和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第一次是2005年5月21日，习书记到温州调研了解贯彻落实“八八战略”和“平安浙江”建设的有关情况，以及如何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出要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研究探讨温州更快更好发展问题。
他指出，今天，随着宏观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温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关口。他对温州今后发展提出五点希望和要求：一是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二是以主动的姿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和竞争力。三是走出去、引进来并重，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形成温州人经济与温州经济的互动发展。四是坚持统筹兼顾，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五是扎实推进平安温州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第二次是2006年6月2日，习书记到温州调研。这次，他主要是察看重点工程、企业。他提到，温州市委市政府在落实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过程中，态度坚决，部署及时，落实有效，特别是对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响应，贯彻有力。这是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认可和赞许，也是给我们加油鼓劲。
习书记从“十一五”发展起步开局的角度，对温州提出“合”“集”“大”“深”四个字的要求。
一是“合”——选商引资要抓一个“合”字。引进外资不能搞形式主义，不是为了赶时髦，必须为我所用、对我有利。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选择对我们有利的商机、商家。选商引资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好温州经济和外部经济特别是国际经济的“融合”问题，关键点是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结合”过程，落脚点是要形成一种“和合”的文化氛围。
二是“集”——结构调整要抓一个“集”字。温州发展工业的基础比较好，但在资源、产业结构、企业制度、人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制约因素，不利于长远发展。所有制约因素都面临一个如何集聚的问题，因此要特别注意在发展中做好资本集聚的文章，为温州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三是“大”——项目建设要抓一个“大”字。要抓住机遇，放开手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通过抓大项目、大工程来打造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新平台。首先胸中要有大格局，其次是重点要抓大项目，再次是面貌要有大改变。
四是“深”——改革创新要抓一个“深”字。温州还是要发扬敢为天下先、敢吃天下苦、敢闯天下难的创业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改革中继续走在前列。
习书记这次在温州调研期间，我陪他考察温州生态园建设时，他亲手种下了一棵榕树。现在，这棵树已经长成根深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第三次是2006年10月19日，习书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温州工作，提出要推进温州在科学发展中再创辉煌。他站在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指导温州发展，明确指出：要加快温州洞头半岛建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温州从滨江城市向滨海城市跨越。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重视招商引资，解决好温州经济和外部经济特别是国际经济的融合问题。温州企业既要铺天盖地，又要顶天立地，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温州要高举改革大旗，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指导思想上，要把握好五个关系：一是坚持以又快又好发展为目标，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二是坚持内外并举，处理好发展内源型经济与扩大对外开放的关系。三是坚持改革创新，处理好开发利用资源和发挥软资源优势的关系。四是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强化中心城市功能与加快新农村建设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关系。五是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此外，习书记还在不同场合讲了很多温州发展的思路，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温州人这个群体，习书记更是赞赏有加。记得2006年5月，我随同他到美国访问，在美国肯恩大学即席讲话时，他特别讲了温州人这个群体。他说，在国外，浙江知名度比较高的有四个地方：一是部分人知道有个杭州西湖；二是部分人知道有个宁波港；三是不少人知道有个义乌小商品市场；四是大多数人都知道温州人。
习书记还曾饱含深情地讲：“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写出新的经验。如果温州这杆旗继续举下去，就可以促进浙江与时俱进发展；如果温州掉队了，对浙江也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温州就代表浙江。所以，温州要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作示范。”
习书记的这番话语重心长，弥足珍贵，催人奋进。这些年来，不管是温州发展顺风顺水、还是遇到暂时困难，不管是当时在岗位上的同志、还是后来的主政者，始终没有忘记习书记的肯定、鼓励、期望和嘱托，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实践证明，当年习书记对浙江、对温州的这些要求，非常符合实际，而且都付诸实践并取得丰硕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当年在地方主政的同志，思想和行动深受习书记的影响，能够时刻保持政治上、战略上和行动上的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干给一级看”，为浙江的发展尽职尽力。
采访组：温州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特别是经常发生台风灾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积累了很多抗击台风的经验，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对温州防台、抗台工作非常关注。请您讲讲他是如何带领干部群众抗击台风的。
王建满：习书记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带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平时最牵挂的是基层，最惦记的是百姓。这一点，在温州工作过的同志和温州人民体会最深切。
温州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经常遭受台风的袭击。我是从杭州过去的，虽然之前就听说过台风，但是从来没见过。2005年，我一听到台风要来了，心里其实是没底的，这个台风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好在有习书记给我当后盾。
习书记在福建工作多年，对抗击台风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熟的理论指导。他一直非常重视温州的防台抗台工作，嘱咐我们：每次在台风来临之前，都要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台风来临之际，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台风过去之后，要把救灾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他还给我们讲了防台抗台的三个要点：一要认真为民负责，继续做好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工作是坚持执政为民、促进社会和谐的民心工程，务必高度重视，抓紧抓实抓好。二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加强防台抗台工作。浙江伴海而生，防台抗台工作要作为一场持久战来打，预防为先，永不懈怠。三要弘扬抗台精神，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希望温州的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弘扬抗台精神，将以人为本、众志成城、奋力拼搏的精神内涵，融入灾后重建工作中，融入新农村建设中，融入和谐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努力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
习书记始终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不死人、少伤人”为防台工作最高标准和最低要求，强调“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这三个“不怕”。这个观点是非常科学的，高度重视预防工作，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全力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有的同志会说：防了半天，人都撤了，结果台风没来，这不是白折腾吗？实际上，防到了是好事，防不到更是好事。这个过程中“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都是为了防那个“万一”，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人命就一条，丢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了。这种思路，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了这个思想指导，温州从此以后的防台抗台工作就非常主动了。
每当台风生成、来临、登陆及救灾时，习书记始终密切关注，靠前指挥，亲临一线，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为灾区干部群众送上亲切关怀，鼓舞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我从2004年11月到2008年2月在温州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10多次台风灾害，最严重的一次是2006年8月的超强台风“桑美”。2006年8月10日，超强台风“桑美”带着17级以上的狂风向温州苍南袭来。部署防台抗台工作时，习书记反复叮嘱：“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尽最大努力转移群众。”那次台风，浙江沿海地区梯次转移了100多万人。
10日当晚，17级的“桑美”台风登陆，真的是狂风巨浪。当时，测量台风的计量器失灵了，超过了12级以上，就没有测量刻度了。船被巨浪推到山顶上，汽车贴在墙壁上，雨是横着泼，人是趴着爬，电线杆横着断，瓦片像“小李飞刀”。习书记一夜没睡，一直在部署指挥抗台战斗，多次打电话询问情况。第二天一早，他得知苍南县金乡镇受灾最严重，有一个房子塌了，压了40多人，就不顾疲惫，驱车6个多小时实地察看灾情，亲切慰问受灾群众。
在遭受台风正面袭击的半浃连村，习书记握着一位失去亲人的村民的双手说：“你失去了亲人，我们也很悲痛。党和政府都十分关心大家，一定会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几位村民激动地说：“我们的命是党和政府给的，如果不是镇村干部帮助我们转移出来，恐怕就活不成了。”习书记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台风过后，太阳暴晒，大街小巷像蒸笼一样。习书记全身是汗，头发都被汗水浸得湿淋淋的。有位妇女拿出伞，给他撑伞挡住烈日。习书记谢绝了，还对那位妇女说：“你们受苦了。”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灾，我这点热不算什么，不用管我。
大热天的中午，习书记走在被台风袭击过的街道上，只要看到老百姓，他就站在那里跟他们亲切交谈。我们觉得谈个三五分钟就差不多了，但他一直站在那里跟老百姓聊，他的一片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发现，他同老百姓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正的血肉之情。
之后，习书记站在一块倒塌的水泥板上，和围过来的群众聊天，给他们鼓劲。他说，党和政府会继续关心大家的生活和生产自救，保证灾民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清洁的水喝，受伤能及时得到医治。他也当即要求我们，要做到每个受灾乡镇都有领导干部蹲点，每个受灾村都有乡干部下去，每户重灾家庭都有党员干部挂钩，每家受灾企业都有相关部门联系。习书记这次亲临一线部署救灾，是他给我们上的一堂最为深刻的党课。
在台风“桑美”灾后重建的大半年时间里，习书记一直惦念、牵挂着灾区群众，他前后三次到灾区指导救灾重建工作。之后，无论是在各种会议上，还是下乡考察，他遇见灾区干部的第一句话就是：“灾区群众怎么样？”他反复嘱咐我们，天气越来越冷了，元旦、春节也即将来临，一定要让灾区所有的群众都有温暖安全的过冬场所，尽快让灾民搬进新房。
2007年2月11日，那天是中国传统的小年，温州灾区2万多重建户搬进新房，吃上了团圆饭。听到这一喜讯，习书记特意给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来贺信，祝愿大家都能过上一个幸福、祥和的新年。
习书记总是和我们说，领导同志与群众走得越近，群众工作就做得越实。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是天，民为先”的执政理念。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都有哪些深刻感受？
王建满：我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段岁月，恰好是我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萧山和温州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终生难忘。那几年也可以说是我最充实、最有干劲，也最有成就感的时期。习书记很信任和支持我，放手让我工作。有句话说“信任无价”，信任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是最宝贵的东西。干工作，能遇到信任自己的领导，是最舒心、最幸运、最有动力的，所以我也是拼着命在干。虽然我干得离习书记的要求还有差距，但是我竭尽全力。我想，只要我能像习书记要求的那样为老百姓做实事，付出自己的汗水和努力，也就“青春无悔”了。
“习书记想问题作决策无不体现着辩证思维”
2021年03月12日09:06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程渭山，1954年1月生，浙江开化人。1993年3月任浙江省林业厅厅长，2003年3月任省农业厅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7年3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5日
采访地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程渭山办公室
采访组：程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到浙江工作，您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时的情况吗？
程渭山：2002年10月，习书记由福建调来浙江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找省里各厅局主要领导了解情况。我当时任省林业厅厅长，就按照约定时间，带着一本《浙江森林资源汇编》，到习书记办公室向他作了半个多小时的汇报，这就是我与习书记的第一次见面。
尽管是第一次接触，我能感觉到他对林业工作非常重视。我向习书记汇报，浙江是个经济大省，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相比之下，林业是没有地位的。习书记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不能这样讲。林业在生态建设当中起着主体作用，地位相当重要。而且，对于山区来说，发展林业不仅能生产木材，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所以要关心林业，重视林业。”
这次谈话让我印象深刻，他不仅很重视林业工作，强调要建设好、保护好林业，还把林业保护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与农民增收联系起来，可见他对林业非常熟悉，非常内行。后来我离开了林业厅，但因为工作原因，我与福建省林业厅有一些接触，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特别重视林业。我这才恍然大悟，习书记并不是到了浙江才开始重视林业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他的环保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习书记对林业工作的重视体现在对各方面工作给予实实在在的大力支持。我举一个例子。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林业部改为国家林业局，同时要求各省林业厅也相应地改为林业局。当时习书记还没来浙江任职，时任浙江省委领导召集会议讨论这件事。据我了解，在叫林业厅还是林业局的问题上，中央充分尊重各省意见，并不是要求各省必须改为林业局。我就在会上讲了自己的观点，同时指出当时福建和全国其他十几个省都准备保留林业厅，建议我们浙江省也保留林业厅。但省人事厅负责同志认为中央对各省保留林业厅的态度只是一个口头约定，没有在会议上提出，也没有形成文件；福建是林业重点省，浙江没有可比性，他认为最后全国保留林业厅的省份不会超过5个，不同意保留省林业厅的称呼。就这样，浙江省林业厅改名林业局。结果到了年底，全国有12个省份都保留了林业厅，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改名，不能再改回来了。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们把林业局改名的事情写了一份提案，递交到全国人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央编办给出的答复是：叫什么名字，中央不强求，由地方自己决定。收到这个答复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林业局到农业厅任职了，就跟接任的林业局局长陈铁雄同志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习书记很重视林业工作，把这个答复递上去，肯定管用。”果然，报告递上去，习书记很重视，当年年底，林业局就恢复为林业厅。要知道，当时我们刚改成林业局不久，如果不是习书记对林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不太可能改回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理念背后的故事。
程渭山：这是2005年8月，习书记去安吉调研考察时提出的。安吉县是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习书记在安吉调研期间，安吉县委县政府领导就向他汇报了安吉发展林业、保护生态、利用生态资源发展旅游、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相关工作。习书记听完非常满意，他说，过去我们处于城镇化过程中，大家都往城里跑；将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都会去找生态好的地方居住生活，城里人会往乡下跑。“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经济增长不是科学发展，反过来讲就是，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最宝贵的风貌，我们也要有所不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现在的安吉，并没有因为保护环境而失去了经济增长，恰恰验证了习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在1997年，我们在安吉举办了中国竹文化节，这是安吉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但这种大型文化节不能年年都办，在习书记指引下，安吉把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抓。我们充分利用浙江的山水资源优势，每年举办旅游相关的活动，把江苏、上海的游客吸引过来。每到双休日、节假日，来安吉旅游度假的人很多，酒店都是爆满。现在，在浙江三十几个山区县当中，安吉的经济位于中等偏上，特别是这几年，安吉的发展非常快，就是得益于习书记当年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得益于提前打好了绿水青山的底色。没有这个底色，没有生态的优势，宣传得再好，别人也不会来。
习书记经常对我们讲，生态太重要了，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不能破坏掉。他不是就生态谈生态，也不是说保护生态环境就不发展了，而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提出一个口号是“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浙江”。在习书记看来，光是绿水青山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发展经济，百姓还要增加收入。他曾多次讲过，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大效益必须统一。光讲生态效益，不讲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也没有保证。老百姓要是没饭吃了，种下的树不想砍也得砍掉。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对生态保护起到促进作用，良好的生态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由此来看，习书记想问题作决策，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
采访组：请您结合工作实际，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对浙江农业工作的指导中是怎样体现辩证思维的？
程渭山：习书记在农业上也是辩证地处理经济效益和生态环保之间的关系。他首先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2003年春耕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担任省农业厅厅长，习书记专门指定我和林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陪同他一起，到余杭走村入户，调研春耕备耕工作。调研中，习书记说：“如果从GDP来看，农业所占的比重肯定是逐年下降的。但民以食为天，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影响农业的重要地位。农业的稳固保障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肚子吃饱了，才能发展其他的东西。农业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在过去以粮为纲的时代，省委书记调研春耕工作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改革开放以后，省委书记这么重视农业生产，亲自深入基层调研春耕情况的就不多了。他对农业既重视又熟悉，通过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导向，就是二三产业发达了，也不能忘记农业。这可能与他在陕北插队的七年知青生活有很大关系。我作为农业厅厅长，感到浙江农业的春天要来了。
习书记在关注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过去，伴随改革开放，浙江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很快，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就逐渐降低了，甚至主粮都需要外省来保障供应，中央一直希望浙江能打一个粮食的翻身仗，在粮食上自给自足。但农民是很现实的，放着经济作物不种，去种粮食，效益不仅不如经济作物好，搞不好还可能赔本。于是政府就不再用行政手段干预农民种植各种作物，让大家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来钱种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效益农业”。
习书记到浙江任职后，距“效益农业”的提出已经过去了5年，浙江粮食紧缺的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加上我先前在林业厅工作时受习书记对环保工作重视的影响很深，于是提出了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就是要考虑可持续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考虑到生态环保。很快，这个方案就得到习书记的认可，他拍板定下来，浙江农业发展方向就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定下大方向后，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要求，对浙江十大农业主导产业进行系统梳理，并针对每个产业制定了具体规划。不仅看一亩地产量多少、产生多少效益，还首先要求不能污染环境，强调既要通过集约经营提高产量和效益，更要注意生态和环境保护。比如说在粮食生产上，习书记提出：“尽管浙江连年丰收，市场上粮食比较充裕，但是我们必须保护粮食的生产能力。而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就要抓好基本农田的保护和建设。”在习书记指引下，我们提出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具体来说，就是控制一些农药的使用，同时对农田进行配方施肥，保护农田的生产能力，按照亩产吨粮的要求建设高标准农田。
习书记还很关心经济作物的发展，浙江的茶叶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浙江历史上就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地，但因为不注意质量，加上西部大开发以后，很多西部省份开始大面积种茶，挤占了市场，导致一段时间我们的茶叶产业走了下坡路。那时我们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都是手工制茶，茶叶采来杀青后，就丢在水泥地上晾晒。从2003年开始，习书记提出，要从传统制茶工业向现代制茶工业转变。于是我们对茶叶生产进行QS质量认证，引入了全套的不锈钢制茶设备，茶叶从采摘到包装整个过程都是不接触地面的标准化流程，极大提升了茶叶的品质。同时，习书记还带领我们改造茶树品种，到上海、太原、济南等市做市场推广。现在，虽然我们的茶叶种植面积只有两百多万亩，与其他省动辄六七百万亩的规模难以相比，但我们利用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和区位优势，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走精品化高质量的道路，浙江的茶叶产业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与习书记的指引是分不开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7月代表省委提出了作为浙江发展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请您结合主管的工作，谈谈他是怎么推动“八八战略”落实的。
程渭山：习书记提出的“八八战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战略构想，我理解，就是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浙江的优势。比如，习书记曾经讲过：“要让浙江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就是要发挥浙江特有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旅游经济。浙江和江苏地缘接近，但江苏少山地，而浙江有山有海，再加上习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浙江的自然环境保护较好，很多地区就利用自然资源这个优势发展农家乐，发展旅游产业，成为非常瞩目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对农业而言，浙江离上海较近，所以具有较为明显的区位优势。比如，在浙江当天挖出来的竹笋，第二天一早就能进入上海市场进行销售，而福建同样的竹笋运到上海需要两天，就不如我们的竹笋新鲜，也就不如我们有竞争力。所以，“八八战略”中第二条就提到：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习书记常说：“浙江的农业不能就浙江看浙江，要从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高度来看。”他还特别提到，浙江的农业应该面向上海这个具有两千万人口的巨大市场。
在习书记的思想指引下，我们农业厅专门到上海开展调研。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其实浙江和上海在农业上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很多浙江农产品主要就是销往上海，但之前对上海这个市场重视不够，所以并不能完全满足上海市场要求。从上海调研回来，我们就调整了浙江农业生产的方向，在满足本省市场需求的同时，针对上海市场需求作出一些改变。比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叶类蔬菜上海能够就地生产，我们就相应降低产销量；而对上海供不应求的豆角、根茎类蔬菜，我们就增加了产量。再比如，嘉兴平湖市盛产蘑菇，先前都是用编织袋装好后成袋成袋地送往上海销售。经过调研，按照上海市场消费者的喜好，我们把蘑菇改为按筐分装，有三斤一筐，也有五斤、八斤一筐，提升了消费者的观感，蘑菇的销量在短期内大幅上升。
在习书记的大力支持下，从2003年开始，我们每到年底就在上海举办一次农业展销会，把农产品、年货送到上海去销售，很多上海市民就是在我们的农展会上把年货一次置齐。有一次，我从展销会回来，习书记关心地询问销售情况。我说，形势很好，上海市民对浙江农产品的欢迎程度出乎我们的意料。习书记很高兴地说：“很好，我们的农业发展不能只站在浙江看浙江，就是要瞄准上海市场。不单是上海，我们还要到各兄弟省区开办农业展览会。世界上哪个国家开办食品农产品展，我们都积极参展。”
农展会不仅起到了销售产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向市场推介了浙江农产品的品牌，同时也拓宽了企业的发展视野。有一次，湖州市一家规模不大的调味品企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着自己生产的几罐调味品参加农展会，结果反响很好。从农展会回来，他们就搞了技术改造和厂房扩建，后来发展得很大，还在四川仪陇县设立了辣椒原料基地，到重庆涪陵建立了榨菜生产收购基地，利用全国各地的原材料资源组织生产和销售。浙江很多产品就是这样，在习书记“跳出浙江看浙江”的思想指引下走出浙江，打入了全国和国际市场。
总的来说，按照习书记提出的主动与市场接轨的要求，一方面，我们保证了市场的产品供应，同时也利用全国甚至全球的市场促进我们的产业发展。这其实就是习书记讲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既有国际国内的市场，也有省内省外的市场。他不是就一个省来研究一个省，就农业来研究农业，而是站在全国、全球的角度来看浙江的经济，站在整个发展大局来研究农业的发展，这也充分体现了习书记对辩证法的熟练应用。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过程中，他有哪些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程渭山：习书记刚到浙江的时候是代省长，我是省林业厅厅长，他担任省委书记不久，我转岗担任省农业厅厅长，很有幸能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4年多时间，他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习书记非常沉稳，做事很有定力。他提出的“八八战略”，包括“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还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并不是割裂历史的标新立异，而是在延续前人做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创新，真正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浙江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管遇上多大困难，习书记都泰然处之，想办法积极应对，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们感觉非常踏实。
2004年，浙江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当时他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分管经济的省领导先讲了经济形势，分析了经济形势不好的种种原因，在座的同志们都感到压力很大。后来，习书记讲：“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我们遇到的问题比别人早。今天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先遇到的，过几年其他省也会遇到。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市场稍微波动一点，我们的经济就经不起考验，开始往下走了。”他当时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不能因为GDP掉了一点，就乱了方寸，不能只顾一时的数据，要谋长远发展，所以坚定调整经济结构的思想不能动摇。也正是在这样的坚定信念下，习书记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转型升级。我听了习书记的讲话，感到很佩服。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浙江的经济一直在高位发展，习书记刚来浙江不久，面对转型升级的压力，放到一般人难免“坐不住”，他不但能够沉稳应对，还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确实很不一般。
习书记待人随和，平易近人。有一次，我陪同他到基层考察，中途我在宁波临时有点事情，就向习书记请假：“习书记，我在宁波有个事情，要耽误一下。”当时心情非常忐忑，担心他因此不太高兴。没想到习书记很爽快地说：“没关系，你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可见他非常体谅下属。2003年我从林业厅调任农业厅的时候，按惯例，上任前习书记要找我谈一次话。第一次，正赶上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就向习书记请假，他说没关系，下次再找时间。第二次他的秘书和我联系谈话时间，我又赶上一个会议，习书记还是很和蔼地说没关系，定好的会议重要。第三次，终于约好时间，又赶上习书记行程临时变化。所以我的这个任前谈话，三次都没谈成。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非常遗憾。
习书记在清正廉洁方面也给我们带了好头。浙商是浙江的一张名片。习书记非常关心浙商的发展，每到一地调研，都要去看望那里的浙商。他经常讲：“民营企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我们政府不能瞧不起民营企业，要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交朋友，他们遇到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积极解决。”这就是要求政府官员做到“亲商”。但他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与企业保持亲近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清廉，不能逾越底线和红线。党的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其实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是这样做的。
习书记还非常热爱学习，酷爱读书。有时候他跟我们讲起环保的新思想新理念，就会提到国内外一些生态环保专家的最新著作，很多我都没看过。习书记作为省委书记，工作那么繁忙，还能坚持抽出时间来读书学习，有的还是比较专业的书籍，这的确令我们佩服。
习书记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像高效生态农业，之前对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都是没有限制的，现在突然一下子不用药不施肥或者少施肥，产量肯定就降下来了，一开始农民自身的思想也难以扭转。最终，虽然短期来看产量减了一点，但农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优质优价，效益也就上去了。还有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的：要保护绿水青山，何来金山银山？习书记就创造性地运用辩证统一关系把这对矛盾理顺了。绿水青山，不见得就要多种一般的树木，可以发展林业、果业，通过集约经营，提高产出率，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护了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好了，外面的投资也就随之而来了，如果是穷山恶水，谁还来投资？这两年但凡来过浙江的，都夸我们环境保护得好，很多世界500强企业也愿意到这里来落户，就是对习书记运用唯物辩证法治理浙江的很好注脚。
习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战略，不仅在其主政期间指导着浙江改革发展的实践，在他离开浙江后，这些战略思想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浙江的发展。可以说，浙江丰富的实践，也为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
习近平在浙江（十）：
“习书记提出欠发达地区要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1-03-15 07:13 |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厉志海，1954年5月生，浙江金华人。2002年4月任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4年5月任衢州市委书记。2008年3月起，先后任浙江省发改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省总工会主席。2018年7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5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厉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您一直在衢州工作。请您先介绍一下当时衢州的主要情况。
厉志海：衢州位于浙江西部，地处钱塘江源头，是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素有“四省通衢”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由于丘陵、山地较多，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衢州建市时间比较短，基础比较薄弱，在浙江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困境，发展水平与全省还有一定差距。
2002年12月28日到30日，习书记到浙江任职不到三个月，就来衢州调研，在龙游县和衢州市区实地考察了企业、市场、开发区和城市建设工程，走访慰问了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众。这次调研中，他深刻而系统地阐释了欠发达地区怎么发展的问题，鲜明提出衢州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于我们衢州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不要说跨越式发展，就是正常发展，赶上兄弟地市都很困难。可习书记不这么看，他认为衢州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特色就是长处、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他鲜明提出跨越式发展的思路，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这个提法，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来的。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使之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理解，这个“跨越式发展”并不是要逾越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要善于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发挥本地具有特色的后发优势，用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地区用较长时间走过的路。对我们来讲，这种提法很鼓舞人心，也很有指导意义。习书记不是简单地考虑对欠发达地区实施扶贫，而是从战略高度谋划衢州的长远发展。这是对我们欠发达地区极大的激励，体现了省委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而这份重视和期待，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更是动力，干部群众都非常振奋。
习书记说，衢州的任务很艰巨，困难和挑战还很多。要做好衢州工作，首先要自信，不是等靠要、降格以求，也不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而是要坚持建设一流、创造一流、达到一流，这种精神状态是搞好各项工作的保证。
采访组：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当时习近平同志是怎样引导大家过“思想关”的？
厉志海：在2002年12月30日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习书记语重心长地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他说，思想要有新解放、观念要有新转变，就要进一步确立几种观念：一是确立“不进则退、小进慢进也是退”的观念。他认为，欠发达地区如果仅仅循规蹈矩，以常规发展思路走下去，只会与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开差距，发展快，问题就解决得快；发展慢，问题就积累得多，所以必须加快发展。
二是确立“跨越式发展、赶超型发展”的观念。按照古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的思路，把眼光放得远一些，目标定得高一些，有干大事的气魄、创大业的胆识、谋求大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确立“大转折孕育大机遇、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意识，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对内开放；既要“引资进衢”，又要“借船出海”，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习书记讲的这一番话，对于衢州的领导干部来说，既是清醒剂，又是集结号。大家增强了“后发制人”的信心，“想发展、争发展、促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衢州的跨越式发展提出了哪些具体指导意见呢？
厉志海：习书记抓工作抓得很实，不仅给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而且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指导意见。2003年7月，习书记第二次到衢州调研时提出，跨越式发展要把握好四个关系：一是把握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二是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把握好坚持自主发展与争取外部支持的关系，四是把握好围绕中心与强化核心的关系。
把握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两山论”。习书记在安吉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后来他到丽水、衢州调研都强调了这个问题。浙江生态良好，衢州、丽水这种山区更具有独特优势。习书记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就是要我们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特色经济优势，依靠绿水青山，求得金山银山。他讲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一方青山绿水就是发展。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思想、辩证的思想。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现在正是加快发展的时候，怎么谈起环境保护了呢？习书记说，保护青山绿水不是不发展，而是要更好地发展，实现有机统一；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要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他的这些话对我们启发很大。那个时候我们急于招商引资，只要是能增加财政收入的项目就都引进来，这种态度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先污染后治理”，实践证明是很短视的。习书记的话端正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使我们能够正确看待和处理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习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是改善农村环境，包括交通环境、生活环境，做到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环境美化。二是大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包括一些服务设施，医疗、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推动医疗、教育向农村延伸。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向外输出劳动力。当时衢州市组织培训班开展义务职业培训，还组织家政服务、保姆输出，将“衢州保姆”做成了一个品牌。习书记在浙江时，“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每年都要开一次现场会，他亲自主持。哪个地市做得好就由哪个地市承办，我们衢州也承办了一次。
把握好坚持自主发展与争取外部支持的关系，就是要求衢州首先立足于自身实现发展。习书记强调，要立足自身，增强造血机能，树立自强不息观念，打破封闭意识、小农意识、边缘意识，坚持自立自强。当时，有很多欠发达地区都存在一种消极的等靠要思想，总想着等政府救助帮扶，要钱要项目，要政策支持。习书记要求衢州立足自身求发展，对于我们这些在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同志来讲，既提出了要求，也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该带领干部群众充分利用好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扬长避短，着力培育特色经济，加快区域发展。
把握好围绕中心与强化核心的关系，就是要在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我们听了以后，感到习书记说到了关键处，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确实要重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动员广大群众，激发干部群众创业的热情。
习书记提出把握好这四个关系，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极强的前瞻性和深邃的发展智慧，对衢州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深刻。
采访组：衢州是如何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明确城市定位、发展特色经济的？
厉志海：习书记在衢州时讲过一句话：“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衢州必然是我省经济向中西部邻省拓展的一个桥头堡。”衢州恰好处于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可以辐射闽赣皖三个省。根据习书记指示，我们将衢州定位为边界中心城市，发挥集聚辐射作用，通过衢州的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习书记对衢州市当时提出的“工业立市、借力发展、特色竞争”发展战略给予充分肯定。衢州当时农业基础相对比较好，是一个农业大市，是“白鹅之乡”“胡柚之乡”，很多农产品都是全国名牌产品，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上，实施“名牌战略”，争取山窝里飞出更多“金凤凰”。工业立市，就是要加快特色工业、绿色工业的发展，强化工业支撑，壮大经济实力。因此，我们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扶持优势产品，培育优势企业，集中资源向工业倾斜，取得了明显成效。借力发展就是加大开放力度，引进外资，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辐射。特色竞争，就是利用衢州自身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来发展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经济，包括特色城市，不搞同质竞争。习书记提出，城市不在大，在于精、在于特，衢州要做“小、精、特”的城市，要把发展城市当成栽种盆景，精细雕刻、培育。根据习书记的指示，衢州在绿化环境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城市绿化，建设绿色城市、生态城市。衢州还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淘汰落后产业，整治高污染企业。以前我们衢江区有一个石化园区，每年能创造两个亿左右的税利，但是污染严重，我们下决心全部关停整治。当时习书记也去看了，对我们这种“壮士断腕”的做法十分肯定。我们还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发展生态游、文化游、农家乐，把点连成线，线连成网，旅游景点像一颗颗珍珠一样串了起来。我们当时搞农家乐是全省比较早的，省内和邻省都有好多人来旅游，享受绿水青山，吃农家菜，这成为衢州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浙江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间是怎样统筹全省区域发展的？
厉志海：统筹区域发展，是习书记在浙江的一大创新和工作重点。他提出三个工程，一是“山海协作工程”，二是“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三是“百亿帮扶工程”。这三大工程成为当时浙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加快浙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因为这样一来，既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协同发展，也能推动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当时，衢州主要和杭州市结对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杭州与衢州进行整体协作、对口合作，宁波市与衢州合作建设山海协作产业园，将一些产业项目转移到衢州落地，帮助衢州提升造血能力。而杭州、宁波也通过与衢州的合作，运用衢州丰富的劳动资源、土地资源，尤其是丘陵资源，来承接他们产业转移的项目，同时也替杭州、宁波节约了空间、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这种协作是互惠互利、可持续的，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山海协作工程”每年都要在地市一级召开座谈会，交流相互之间合作情况，习书记都是亲自主持并讲话。2003年的座谈会就是在衢州召开的，习书记充分肯定了“山海协作工程”取得的成绩，也对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求。
“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就是从2003年到2007年，对原“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的96个乡镇和农民人均收入较低的115个欠发达乡镇进行重点扶持。这些乡镇都是交通不太便捷、经济相对落后、农民人均收入低的地方。通过开展这个工程，主要是推进农民下山异地脱贫，把不适宜居住在高山的农民搬下来，搬到中心村、中心镇来安家，有的地方还给他们一定的土地；同时扩大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异地脱贫致富。如果农民在山上种植茶叶、果树等，政府给予贷款和专项资金支持，鼓励他们充分用好山地资源。习书记在衢州时反复强调，欠发达地区奔小康要讲求实效、标本兼治。这些手段在现在来看就是精准扶贫，扶到“点子”上，这样才能实现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百亿帮扶工程”，主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区域的投资环境和老百姓生活环境。主要包括通村公路、高速公路、水电站等对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有重要作用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欠发达地区下山脱贫致富区基础设施建设等。这对加快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了三大工程，还特别强调要把这些作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工程，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他非常具体地指出，“山海协作工程”要狠抓项目签约准备、已签项目履约和资金到位，“百亿帮扶工程”要确保有序推进、如期实现，搞得好的要及时跟上去，不行的要及时撤下来，不能把“民心工程”办成“民怨工程”。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习书记在浙江倡导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发展思想，尤其是关系百姓民生的，都必须落在一个“实”字上。
采访组：您对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怎样理解的？
厉志海：习书记当年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激发了浙江人民开拓进取的精神，体现了浙江务实的作风，为全国树立起发展的样本。从思想的角度来讲，习书记强调让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浙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社会发展理应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作贡献、作示范。习书记把浙江发展定位为全国发展的先行典范，更能够推动浙江高水平发展，激发干部群众创新创业的热情。因为浙江要走在前列，必须要开拓进取，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一般的发展，必须要有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目标，用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发展。而干在实处，更加强调浙江实干的作风，这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这八个字给浙江整个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浙江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浙江调研视察，临走前又对我们说，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又进一步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勇做“弄潮儿”，充分体现了他对浙江的深厚情感和殷殷期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间对信访工作很关注，请您谈谈衢州这方面的情况。
厉志海：习书记在浙江时提出，信访工作要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他说，信访工作不是好不好看、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而是关系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大问题。因此，一定要抓好基层基础工作，群众的诉求要认真听取，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以小酿大，最后闹得不可收拾。特别是要落实信访责任制，“军中无戏言”，签了责任状就要切实负起责任。
他每年都要到一个地市亲自下访一次，以上率下，身体力行地为我们作出示范。他搞下访很有特色，绝不是装样子、摆架子，更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提前准备好“演”出来的。他提出了四个具体要求：一是要提前广播，在电视上滚动播出领导下访的消息，对老百姓公示，让大家知道下访的时间、地点，方便有需要的群众过来反映问题。二是接访不限制数量，老百姓想来就来，绝对不会因为来晚了、人数多了就不接待。三是各级领导班子集体下访，习书记和我们市委领导班子都去接访群众。四是事事有回音。接访完不是不了了之，而是都要给群众一一回应，不搞形式主义。
2006年8月15日，习书记到衢州开展下访工作，场地安排在衢江区工贸职校，接访的领导按不同领域分成二三十个组，在不同的教室里等待来访群众，群众分门别类地到教室登记、反映问题。习书记见到有人来了，他就问：你想反映什么情况？有什么要求？他事先不知道群众要反映的事是什么，听完之后就坦率地回应，包括诉求合不合理，怎么来解决，谁来解决等等，当场就明确了接手信访问题的责任单位或部门，从来不用“研究研究”“回头再说”敷衍过去。
那天下访结束后，习书记主持召开信访工作座谈会，提出很多开展信访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中有一句话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通过信访工作，我们每解决群众的一个诉求，社会和谐的因子就会增加一分。所以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做到‘莫以善小而不为’。”
在习书记带动下，浙江的下访工作形成了机制，在群众中反响很好。我们开门搞下访，真心真意接待群众，群众也讲规矩、讲纪律，从没有人在接访现场闹事。这充分体现出，心中装着群众的人，群众心里也装着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过程中，给大家留下怎样的印象？
厉志海：习书记每次到衢州来，都要下去调研，给我留下几点深刻印象。
一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习书记讲过，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他提出的很多战略，都不是站在一个区域或一个阶段提出的，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角度提出来的，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眼光。举个例子。他在浙江时，每年都要带我们出去考察别的省市，每次都要会见当地的浙商，勉励浙商要在当地好好发展，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政策，作出更大贡献。到一些中西部省市，还要亲自主持召开签约大会，每次都能签好几百个项目。我们当时有些不理解，人家都是招商引资，把资本项目引进来，怎么还鼓励浙商走出去呢？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地瓜经济”理论。他说，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叶子虽然都在外面，但块茎始终在根基的位置。浙江的民营资本大可以走出去，在异地吸收营养，既有利于当地，还可以再回来反哺浙江。他的这个考虑，既是从全国角度出发的大格局、大思路，也深刻讲清楚了浙商向外发展对浙江本身的意义，令人耳目一新，深深为之折服。
二是实事求是。习书记不仅讲话很接地气，在考虑问题、提出要求时也都非常务实，绝不说大话空话，绝不提不切实际的要求。衢州是欠发达地区，习书记就针对衢州交通便利、生态良好的实际为衢州发展指明方向。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浙江来视察调研时就讲过，“八八战略”绝不是他一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是经过长时间调研，根据浙江的优势条件提出来的。
三是调研细致深入。习书记调研从来不是走马观花，他不仅听下面领导汇报，也不仅是到村里去走走看看，还喜欢到企业、农户家里去深入考察调研，和群众聊天拉家常。如果当地干部在汇报中有不实情况，他发现后会当场指出并进行批评。
四是亲切谦和，充满为民情怀。习书记和老百姓谈话仿佛拉家常一样，从不讲什么“高大上”的话，丝毫没有省委书记的架子。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怎么和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觉得“假”，而习书记却能让群众觉得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2004年10月，他到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调研，这是一个下山脱贫移民村，习书记走访了好几户人家。他走进农民丁增和家，与老丁拉家常，参观家庭布置，发现除堂屋的一大排红对联反映着农家特征以外，其他布置与城里人没有两样。习书记就问：“大家都有这样的房子吗？”老丁回答：“都有，人均近百个平方呐！”其他百姓也争先恐后地发言，讲搬迁以后自己家里的新变化。了解到这些，习书记深有感触地和我们这些随行的同志说：“白沙村通过下山移民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接触到的群众很朴实，又很向上，这既有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有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信。现在一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富起来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生活仍然比较艰苦，我们要一门心思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推动更多这样的新农村崛起，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回想起来，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8次到衢州调研考察。可以说，我们衢州一路的发展历程，都深深印刻着习书记高瞻远瞩、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也深深印刻着他对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进程的关心与牵挂。特别是他提出的欠发达地区要跨越式发展的思想，对于许多和衢州同样面临赶超压力和发展困境的地市来说，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习书记倡导的这种“开拓创新、不甘人后、勇立潮头”的精神，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将激励我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
习近平在浙江（十一）：
“习书记指导绍兴谱写新时期的‘胆剑篇’”
2021-03-15 07:13 |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王永昌，1953年1月生，浙江金华人。2002年3月，任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4年5月，任绍兴市委书记。后历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6年4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 也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7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王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曾先后担任绍兴市长和市委书记。请您首先讲讲当时他对绍兴的评价是怎样的？
王永昌：绍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习书记对绍兴发展方向的指导，在我的印象中，也是从文化开始谈起的。2003年1月20日省两会期间，习书记出席绍兴代表团的讨论会。他讲道：“绍兴有很多典故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今天，我们弘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就是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努力谱写新时期的‘胆剑篇’。绍兴这块土地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相信将来能够创造更大的辉煌。”这篇讲话虽然不长，但给在场的干部和代表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觉得习书记一定看过很多书，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绍兴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小黄山文化开始，至今已有约9000年历史。即便从公元前490年越国定都算起，绍兴也有2500年的建城史，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习书记用短短十来分钟的讲话，将绍兴历史的精华概括为“胆剑精神”，是很了不起的。那时，我就感到，习书记很善于挖掘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重视把绍兴当地的历史文化继承并发扬光大，让传统文化为新时期的发展服务。
后来，习书记又多次阐述“胆剑精神”。在2003年7月16日召开的绍兴市新一届市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根据习书记在年初省两会讲话的内容，作了以“发扬胆剑精神，谱写新时期的胆剑篇”为主题的讲话。习书记在这篇讲话稿上批示：“希望你带领绍兴市政府一班人，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绍兴实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勤政为民，谱写好新时期的‘胆剑篇’。”2004年8月24日，习书记听取绍兴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后，再次强调在新时期弘扬“胆剑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要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大力弘扬‘胆剑精神’。过去有一部历史剧《胆剑篇》，专门描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有为，这种精神很好。越王勾践生于绍兴，绍兴更要发扬‘胆剑精神’。绍兴正是因为弘扬了这一精神，才从一个农业小城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工业新兴城市、全面发展的城市。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之成为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
习书记的这些指示给我们极大的鼓舞。2004年我担任市委书记后，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胆剑精神”大讨论，主要讨论新时期“胆剑精神”的具体内涵，以及如何结合工作将“胆剑精神”落到实处。通过大讨论，既传承了绍兴悠久的文脉，又给绍兴的历史文化赋予新的精神特质，同时激发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的勇气，为绍兴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采访组：当时绍兴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在“胆剑精神”指引下，你们是如何贯彻落实“八八战略”，实现转型发展的？
王永昌：习书记刚到浙江工作的时候，全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过热的时期，土地、煤炭、电力等生产要素供应紧张，2004年，国家进行了宏观调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绍兴乃至浙江的发展速度开始下降。我们都很担心，经济降下来，会不会降得太多？以后还能不能回升？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这个时候，习书记对绍兴再次强调要发扬“胆剑精神”的要求。我理解，他就是希望绍兴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这种精神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八八战略”、推动绍兴率先发展、富民强市的强大动力，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还要敢作敢为、创新创业，把绍兴人精明务实的性格与大气开放的气度结合起来，谱写新时期的“胆剑篇”。
习书记把当时的经济发展局势看得非常透彻、全面。他认为，过去那种缺地了批地、缺煤了找煤、缺电了发电的做法，只是解决表面一时的矛盾，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中央的宏观调控和经济速度的下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浙江可以借这个机会，淘汰落后产能，重点扶持一些新兴产业，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以此倒逼浙江产业转型升级。习书记通过到各地市深入调查研究，在2003年7月召开的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全面系统总结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简称“八八战略”。这个战略从浙江工作全局的角度，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为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保持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推进“八八战略”实施中，习书记还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具体发展策略。2006年1月18日，习书记在与参加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绍兴代表团代表交流时，对绍兴作出这样的评价：“绍兴的工作是很不错的，省委是满意的。绍兴在全省处在一个很醒目、很招眼的位置。我们讲综合实力排名，是杭、宁、温、绍，绍兴在全省的位次，跟浙江省在全国的位次差不多，是第4位。绍兴处于这个位次确实是不容易的。我经常讲，来浙江工作之前，对绍兴的印象就是，绍兴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一提到绍兴，就想起江南水乡，想起乌蓬船、黑毡帽，想起鲁迅，想起闰土，想起茴香豆、孔乙己。到了浙江，一些去过绍兴的人跟我说，绍兴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是一个民营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经济特色非常鲜明。来了以后，感觉确实如此。绍兴我来得不少，去年就来过5次，累计24次，方方面面都看了。总的体会是，绍兴很不错，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协调，形成了自身发展优势，是浙江引以为豪的地方。现在，绍兴提出要‘率先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这是一个目标。”
要实现“率先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首先要了解自身的优势和短板，思考怎样取长补短。绍兴当年化工、纺织业比较发达，有好几家龙头上市企业，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绍兴的化工纺织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产品竞争力较弱。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在多次调研后指出，绍兴的工业虽然比较发达，但地理空间有限，且紧邻杭州、宁波，要从绍兴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工业。他认为，大型化工和纺织企业较多是绍兴的发展优势，要进一步保持这个优势。企业有做大做强的意愿是好事，政府应当积极培育支持，但企业也不是越大越好，不应当一味追求航空母舰式的企业。现在这些企业遇上了“成长的烦恼”，就会有一个“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过程。一方面，企业要靠自身的努力升级，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推动现有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顺应工业的空间梯度转移规律，引导一些不再适应绍兴经济发展的产业往内地转移，同时扶持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
省委作出“八八战略”决策后，绍兴市委及时传达、学习和贯彻。2004年7月下旬，我们举办了专题读书会，深刻领会“八八战略”的内涵、实质和重大意义。7月底，市委又召开五届三次全会，就贯彻落实“八八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根据习书记的要求，我们还成立了工作小组，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并在全市范围内召开了企业大会，与上千家企业一起，共同商讨如何在习书记“八八战略”指引下落实宏观调控，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科学发展。后来，我们将习书记的“八八战略”以及他针对绍兴实际情况作出的战略部署进一步细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我们提倡当地企业与其他省市的龙头企业进行配套整合，不再单纯追求企业的大而全，而是因地制宜办企业；我们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在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型企业的同时，基于原有技术和设备开发新产品，进行产品创新、品牌提升；我们还改变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不再以总的产量来论英雄，而是以实际产出的效率来衡量地区发展，而且鼓励和扶持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企业家队伍。发展最后还是要靠人，我们组织绍兴的干部和企业家一同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学习考察，集中学习和落实习书记提出的方针政策，邀请企业家列席旁听一些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关的会议，通过把绍兴企业家的思想统一到习书记的“八八战略”上，扭转了人们心中固有的落后观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2004年8月的一次调研中，习书记高度肯定了绍兴在贯彻实施“八八战略”上作出的努力，并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你们一气呵成，步步为营地抓下去，因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八八战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今后方向性的、长期的任务，必须不断夯实基础，不断深化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就您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有哪些精彩论述？
王永昌：2006年1月18日，习书记参加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绍兴代表团讨论时的一番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决定着今后经济发展的走向，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重要时期，所以要有紧迫感。不是说这个事‘逼’过来了，我们才这么做。但是，确实‘逼’过来了，我们就要采取‘倒逼’机制，不能由于逼过来了，就把我们逼垮了、压垮了。即使有阵痛，也不能有骄、娇二气，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顺应这个形势。你跟规律去斗，是斗不过的。有的人斗不过规律，于是就怕，临阵脱逃，这也是不对的。应该学会适应，学会掌握规律。无论生物进化，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顺应规律的过程。人类进化到这个程度，人长成这个样子，都是适应的结果。”
习书记对我们讲，什么事都有辩证关系，如果因为资源条件受到约束，就索性“鸟去笼空”，是不可取的。应该摒弃这种消极态度，主动借机“腾笼换鸟”，运用倒逼机制，养出吃得少、下蛋多、飞得高的“鸟”，才是大好事。他说，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资源、能源都消耗不起，不能走资源能源消耗型、经济附属依赖型的发展道路，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就必须有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有自力更生精神。所以，他提倡我们浙江不但要加快推进“腾笼换鸟”，而且还要实现“凤凰涅槃”。“凤凰涅槃”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是一种浴火重生，是一种脱胎换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都是一个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当然，“凤凰涅槃”更侧重创新。
习书记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八个字形象地说明了“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意义和方向路径。他的这些思路和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爬坡过坎，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采访组：绍兴在落实“八八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过哪些突出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王永昌：在贯彻实施“八八战略”过程中，我们和其他兄弟地市一样，也遇到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其中，接待基层群众上访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有一次，我跟随习书记一起陪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绍兴枫桥考察。在去往枫桥的路上，突然有一个上访群众挡住了去路。领导调研的路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市委感觉压力很大，脸上也无光。没想到习书记很体谅我们，说：“发展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群众在领导考察期间上访，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难免的。关键是要做好工作，弄清楚情况，把工作做得更实。”
在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上，习书记不仅提出要求，而且实实在在地将各项工作落在实处。2004年，习书记提出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战略构想。我们绍兴结合自身特色，将推广“枫桥经验”作为构建“平安浙江”的一个抓手。所谓“枫桥经验”，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绍兴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经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生产要素和人口流动性增大，人口素质提高，群众法制意识增强，有些干群矛盾比过去更加突出，社会矛盾也出现一些新特点。针对这些情况，习书记带领我们转变理念和思路，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他一再向我们强调：“要始终把握住‘枫桥经验’的核心，就在于努力减少矛盾，矛盾产生了以后要及时化解，无论‘枫桥经验’的形式和具体内容随着时代怎么改变，这种服务群众的宗旨永远不能变。”
绍兴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矛盾，新昌当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很快作出批示，绍兴的干部深感内疚，一方面拎着“乌纱帽”如履薄冰地工作，另一方面也觉得，如果事态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习书记对我们的信任，大家压力都很大。
针对全省出现的几次环境事件，习书记体现出超强的运筹帷幄、统揽全局的能力。他有针对性地专门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在会上详细观看了相关录像，并听取汇报。他说，应该站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全局视角来看待环保事件。浙江因为工业化发展较快，发生这类事情，也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环境恶化积累的结果，有它的必然性。但同时，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到位，就可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接着，习书记详细阐述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并一再强调，要秉承“一切为了老百姓”的原则来处理环保事件。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习书记的这番话，让我们放下了思想包袱，明确了接下来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法，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当天晚上，绍兴市委连夜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就是学习习书记的讲话，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紧接着，我们一鼓作气，采取多种措施来控制局面。首先是抓思想，用习书记讲话精神统一整个新昌和嵊州基层干部的思想；其次是组织工作队伍，深入企业、群众，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再次是关停企业生产环节中产生污染的部分，造成的损失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然后是组织企业和周边的村民缔结友好关系，村民对企业生产进行监督，企业自觉接受监督，还资助村民定期进行免费体检；同时，对新昌开展全面治理，对企业排污状况进行全面排查整顿。一套“组合拳”下来，我们在习书记确定的基调下，化被动为主动，妥善处理了群体性事件。
这起群体性事件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向习书记作了报告，并希望他抽空来视察一下。习书记并没有很快答应下来，他先让省委办公厅绍兴籍的工作人员趁假期回家探亲的机会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当得知确实如我汇报的那样，不仅把问题处理得很好，而且矛盾双方还缔结了友好关系，他才欣然前往视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表扬肯定，并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这次群体性事件，我们对习书记更加钦佩了，他总是站在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当全国上下都关注经济发展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生态浙江”的发展理念；在突发事件的危急关头，他能沉着处置，替大家卸下包袱，自己担起责任，带领干部群众坚定向前。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百姓，他的心中时时刻刻想着人民。
采访组：请您再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挖掘绍兴历史文化价值、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的？
王永昌：前面我讲到了，第一次见到习书记，就感觉到他很善于挖掘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后来的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5月17日，他率领省委分管文化建设的有关领导和省直厅局领导，专程来绍兴调研文化工作。考察途中，他对我们说：“在浙江省的这些城市中，绍兴建城最早，历史名人最多，毛主席就曾讲绍兴是‘鉴湖越台名士乡’。绍兴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可以说，绍兴是浙江的‘罗马’。”听到习书记对绍兴的这一评价，我感到很震撼，看似简单的一个概括，不仅进一步廓清了绍兴的历史定位，也饱含着他对绍兴未来的期待。
从那以后，绍兴就一直沿着习书记指出的道路，努力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名人和历史文化故事，让绍兴成为浙江的“罗马”。大禹的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传说大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也就是今天的绍兴。我国历史上水患频发，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都会亲自或派大臣祭祀大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也定期开展祭拜大禹的活动，但因为中央和省里强调要减少节会，所以只是一年小祭，五年中祭，十年大祭。2005年5月那次考察，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就很坚定地说：“大禹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故事家喻户晓，大禹精神是要世代传承弘扬的。有的地方没有什么历史话题，都在拼命翻历史做文章，而你们绍兴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你们要年年祭大禹，要办好这个祭祀活动。”他还说：“祭大禹不只是一省一市的事，它本身就是国家层面的，起点高、影响大、意义深。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要祭拜大禹这种科学治水的精神，祭拜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家国情怀，发挥好大禹精神的现代意义。”听了习书记的这一指示，我们如梦方醒，也感到更有底气了。现在我们年年都举办祭拜大禹的活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习书记在挖掘绍兴历史文化价值方面，不仅仅是指明方向、解放思想，还将文化建设融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方面面。还是在2005年5月这次考察中，习书记在路上问我会不会背诵《兰亭集序》。我如实汇报，《兰亭集序》的创作背景和基本内容大致是了解的，开头几句基本能背，但全文背不下来。于是，他就让我能背几句背几句。我背了几句，还是有差错。当时我觉得挺尴尬的，但习书记很平易近人，主动为我解了围。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的发展是过去历史的延续。作为一地的党政领导，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和传统经典名篇，有些还要下功夫背诵，把这些作为当地的文化名片。绍兴历史文化深厚，历史名人荟萃，是我们今天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他还特别指出，《兰亭集序》《钗头凤》这两篇作品的写作地点就在绍兴，要求我们把这两篇作品能背下来。从那天开始，我把《兰亭集序》和《钗头凤》打印了好几份，分别放在办公桌、床头和公文包里，一有空就拿出来背上几句，最终背了下来。
2015年5月，习书记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回浙江视察。5月27日，在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建设时，他突然指着我说：“永昌同志，我当年要求你们绍兴党政领导要会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陆游的《钗头凤》，你们都会背了吧？”我听了赶忙站起来报告：“总书记，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都下功夫背下来了。”他笑着点了点头。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没想到十年前的事情他还记得。我想除了他记忆力好之外，更重要的是，习书记一直都记挂着绍兴的发展。也说明在他心中，领导干部一定要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现在回想起来，习书记是想通过背诵这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激励地方领导干部提升人文素养。现在，每当我们向别人介绍起绍兴的时候，总会有说不尽的话题，对绍兴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我觉得，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领导干部要熟悉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想尽一切方法使之发扬光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永昌：习书记有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一次，谈到党内腐败问题时，习书记对我说：“我们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是要为党和人民而奋斗，不怕牺牲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都不为党奋斗牺牲，谁还会为党奋斗牺牲？”他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之坚定，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的。
习书记有很强的规矩意识，凡是省委作出的部署，他都非常注重贯彻落实的实效。我举一个习书记谈防止“南辕北辙”的例子。2004年8月24日，习书记来绍兴作专题工作调研，听取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所作的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省委的决策，是中央方针、政策在浙江的具体化，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应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不是看你平常讲几句表态的话，也不是看你平常在那里不亦乐乎地忙，我们要看你是不是忙在上级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上，看你是不是忙到点子上。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针你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你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
他讲道：“一个决策决议的实施执行有一个过程，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真正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切切实实地抓起来，必须做很多落实的工作。一个木匠拿锤子钉钉子，那钉子不是一锤子钉进去的，得打几锤子才能把钉子钉到墙上去。抓落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对下面的同志，对各级党组织抓落实，要听其言、观其行。抓落实不能满足于会议部署，要督查、反馈以及开一些经验交流会，总结、再总结，部署、再部署，经过几个回合、几个过程，才能把一件事贯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规律。永昌同志的汇报能讲到这个程度，表明必须干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有这么深的体会。否则，那也只是一个表态性的发言。我在一次会议上讲过一个观点，贯彻落实上级决策，有一个过程。第一步，就是大家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有响应比没响应好。我曾到某个地方去调研，当地领导汇报当中只字不提‘八八战略’，我说我就是来检查这项工作的，你汇报了半天都不给我汇报这项工作，这几个月你在忙什么呀？我就讲得很不客气。所以，从没响应到有响应，有一个过程，只有在脑子里有位置，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才会有回应。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各级对省委的决策部署都有回应。有的是上午开了会议，下午就有信息来了，说已经贯彻了。这首先要肯定，但在肯定的基础上，还要想想真正落实了没有，这就是第二步，不要形成‘雷声大雨点小’或形式上的回应，关键还要看是否真抓实干了。”
习书记在讲话中对我们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举措也给予肯定：“绍兴在这方面是做得好的，一个是态度坚决，另一个是行动扎实。你们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全委会，另一个是读书会，这对统一思想是有好处的。再一个，你们的具体举措有针对性，是结合绍兴实际的。中央的决策要贯彻，在省里就具体化为‘八八战略’。省委的‘八八战略’要积极贯彻落实，要变为绍兴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跟上级的东西一脉相承，是不是掌握了上级精神的实质，是不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一看一听就知道了。”
习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给我们党政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和领导方法课，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负责人，要同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决策保持高度一致，并结合当地实际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好，工作忙要忙到点子上，干要干到关键处，切不可自以为是，自搞一套，要防止南辕北辙。
在这次讲话中，习书记还讲到另一个要防止的“南辕北辙”现象，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指出：“我们要切实抓好生态建设。浙江人民不能生活在一个被污染的环境中。江南烟雨、山清水秀，本身是一幅美不胜收的景象。浙江不能因为工业发展了，就破坏了这种生态环境。如果环境破坏了，也就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本来，我们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好的生活。如果工业发达了，环境污染了，群众受害了，这不是南辕北辙吗？本来想造福群众，结果是群众遭殃。过去的发展往往不够重视这一问题。”
习书记说，保护生态不仅仅是保护环境，实际上也是发展生态经济。他回忆起有一次省党政代表团去四川考察的经历，四川省除了成都等地工业企业比较集中，其他地方可以说都是“农业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越原始、越自然，就越有商品效应、商品价值，像九寨沟等地都可以开发生态旅游。他强调：“生态即产业，生态即经济，生态即资源。环境保护得好不吃亏，越保护得好就越有经营价值。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抓好生态建设，走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要防止的“南辕北辙”，是讲要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策部署，而不能自搞一套，自行其是。第二个要防止的“南辕北辙”，不仅讲的是生态观，而且是讲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一定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造福百姓，而不能让百姓遭殃。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合格的、有作为的党政领导，要吃透上级精神，在此基础上为百姓谋福祉。要时刻警惕出现两个“南辕北辙”，才能避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
习书记还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经常通过各种渠道调查研究。以绍兴为例，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先后到绍兴考察指导工作30余次。每次谋划一件大事，出台一些重要文件之前都一定会开展主题调研。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之前，他调研了绍兴的历史文化；提出建设“平安浙江”之前，他调研了绍兴“枫桥经验”。也正因为这些深入基层的调研，习书记讲出的话接地气，经他手出台的文件行得通，他谋划的大事做得成。
习书记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和他聊天对话的时候，总会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场，给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同时，他又很有亲和力，说话也很风趣幽默。记得他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我到北京看望他。他当时给我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他认为，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和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将其发扬光大。
我和浙江的干部群众一样，对习书记充满敬意。他对基层情况熟悉，对我们干部群众很了解很关心。2015年5月27日下午，他回浙江视察工作期间，亲切接见了我们。在同我握手时，总书记微笑着说：“永昌同志，你是个哲学家啊。”虽然是一句带有鼓励性的话，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党和国家大事又十分繁重，他还记得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履历情况，记得我是哲学博士。我将永远铭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激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尽力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虽然从这次见面后，我只能在电视里和报纸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每每听到他的消息，我依然觉得非常亲切，也就更加想念他在浙江谋篇布局、挥斥方遒的日日夜夜，想念他带领我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那段峥嵘岁月。
